川渝一家亲，两地山水相依，文化水乳交融。现在，两地正在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然而，九十多年前中国西部科学院推动成渝地区一体化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当时，中国西部科学院旨在探索开发四川的生物资源，并谋划采伐四川西部森林作枕木以修建成渝铁路。众所周知，成渝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而今铁路从成都延伸到雅安，并将继续延伸到西藏。

今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西部科学院雅安考察记》（杨铧、杨杰新编著）。该书系统梳理中国西部科学院在雅安的科学考察，包括动植物标本采集、森林调查、种质资源调查、大熊猫栖息地考察、科学普及宣传、社会民情调查等方面的历史；呈现科学考察的历史背景、艰辛历程、研究成果；还原民国时期雅安的经济、社会、文化现状；分析评述当年的科学考察对雅安发展的影响和当代价值。书中还附一些原始文献、图文线索，以期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线索和指引。

雅安地理位置特殊，素有“川西咽喉”“民族走廊”之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1930年，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其下设理化、地质、生物、农林4个研究所，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和兼善学校，为我国西部地区最早建立的民办科学研究机构，抗战时期为中国的民族科学发展、经济建设和科普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卢作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不仅泽惠重庆北碚，也给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带来了科学的曙光。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伊始，就有“筹设研究生物机关的需要，广为收罗，分类整理，既可供给国内各学术研究之资料，复为开发实业者之用作参考”的谋划。1931年夏，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成立，先后设植物部、动物部、昆虫部、植物园、标本陈列室、动物园等。生物研究所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单位，利用本地调查力量，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有计划地采集、研究西部动植物，使这项调查研究工作本土化，使之开始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当地的现代生物科学由此肇始。是年，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俞德浚拟定川康植物调查采集五年计划，将四川省分为10个区，其中西康地区分为4个区，侧重经济和药用植物的调查研究，按年分区派员进行详细实地调查。

卢作孚先后组织多批人马深入四川各地进行动植物标本采集、森林调查、民情考察、地质与矿产考察等，为抗战时期四川的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学术支撑和决策参考。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众多的考察报告、日记记述中留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四川人文地理、社会民情、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一手资料，成为研究四川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20世纪30年代中期，侵华日军占领东北，觊觎华北。国民政府为备战，拟经营开发西南，筹建成渝铁路。建设铁路需要大量枕木，为获取枕木，当局把目光投向了四川西部的雅安。1936年，时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将勘察枕木资源的使命交给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曲仲湘。曲仲湘率领研究人员走进雅安，系统考察研究雅安的森林资源，形成《青衣江流域天全宝兴森林调查报告》《大渡河上游森林调查报告》等成果。曲仲湘稍后在《经营四川森林之我见》中写道：“川康公路盘旋于二郎山森林之中，将来通车后，应辟为国家森林公园，使国人皆有享受森林之美的机会。”

正如曲仲湘所设想，在他用双脚丈量过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而今高出他当年考察时许多，达69.42%，为全省最高，其间还有一个比二郎山国家森林公园面积大十多倍的公园正在建设之中，即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雅安5936平方千米、占全市39.45%的行政区划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全国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7%、占全省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31%，雅安因此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最大、涉及最多县（市、区）的市（州）。

近年来，关于卢作孚、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对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科学考察活动亦有论述，不过缺少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地方史志中，或没有提及，或只是零星提及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各地的生物科学考察、大熊猫研究等内容。有鉴于此，《中国西部科学院雅安考察记》率先系统研究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科学考察历史，以翔实、权威的资料填补专门研究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进行科学考察的历史研究空白。

《中国西部科学院雅安考察记》的主要编著者杨铧，出生于四川省宝兴县，而该县生物多样性丰富，是大熊猫、川金丝猴、珙桐等珍稀动植物的科学发现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读于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大二的动物学有半天课程就是从学校徒步到文星湾，参观重庆自然博物馆陈列的动物标本。其中一具叫“宝兴树蛙”的标本引发了他的关注和思考，馆中还有多少标本源自家乡？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为诞生于1930年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诞生于1944年的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收藏展出有来自雅安的大熊猫、小熊猫、金钱豹、果子狸、红狐等动物标本，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员工采集自雅安的六百多号植物标本。自此开始，他努力探寻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学术机构和博物馆中雅安籍动植物标本的“根”。

多年来，杨铧潜心研究和收集资料，积极挖掘整理关于本土生物发现、保护、利用的历史和故事，出版专著《我们诞生在宝兴》和《大熊猫标本之源》，并分别获四川省科普创作行动百佳作品、四川省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杨铧治学严谨，在《中国西部科学院雅安考察记》中，考证出中国西部科学院及其所属机构，是我国最早人工饲养展出大熊猫、小熊猫及制作其标本的国内机构，其活体与标本均源自雅安，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学者在雅安发现命名48种植物，其中11种以发现地天全、宝兴命名，如宝兴景天、宝兴列当、宝兴雪莲、天全银莲花等。

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在雅安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形势下，在繁荣发展地方文化的新要求下，收集、整理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开展资源考察和科学研究的史料，编撰《中国西部科学院雅安考察记》适逢其时。《中国西部科学院雅安考察记》的出版为撰写四川生物类科技史、修订完善中国西部科学院考察地区的方志提供素材依据，也为四川科技史研究、民国史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对于深化中国西部科学院历史研究、卢作孚研究亦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该书通过对中国西部科学院在雅安科学考察历史的研究与梳理，挖掘其蕴藏的时代价值、精神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为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历史依据、现实借鉴。因此，该书亦可作为开展科学精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自然教育、生态文化教育的新素材，对于推动成渝一体化研究，宣传展示四川丰富的生物资源，宣传推介四川深厚的生态文化，深化四川与重庆的交流合作，延续两地人文相亲的传统等具有重要意义。

唯愿潜心研究和传播本土文化的人多一些，存史育人的原创佳作不断涌现。

（作者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