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自《雅安日报》杨萍

几乎每次在那阁楼上与老龙通电话，窗外都在下雨——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在雅安，在天漏之地的天全，雨天就是365天里均匀分布的200多天。但是每当老龙在电话里说“一听就知道，你那边又是雨洒满天”，一种莫名的浪漫氛围就一下子弥漫开来，让通话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带着点暖意。

渲染这种气氛的，不是屋顶的青灰色瓦片，不是屋檐下凹凸不平的青石板，不是阿爷放置在围墙下的那口大水缸。是阁楼旁边的一丛芭蕉。

想想真是奇怪，在雨天，芭蕉宽大的叶片总是在震颤中呼应着聆听者的心绪。

在甘溪坡，大香樟树下的菜园地一角，曾有一丛芭蕉，那是阿婆种下的。阿婆热爱土地和植物，只要是能种的，她都会找来种子或小苗，细心地种进泥土里。相比于在阿婆腿边颤颤巍巍的我，芭蕉树长得飞快，只需几个月便长得既高大又粗壮。长大后的芭蕉叶子，阿婆用来蒸馍馍。到了冬天，打不到猪草的时候，阿婆会把芭蕉树干砍成一段一段扛回家，一刀一刀切碎，放进大锅，加清水煮熟，再和上玉米面粉，倒给圈里的猪享用。而芭蕉树过一个季节又会发出新芽，长成粗壮的树干。那个小小的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夏天的暴雨天里，雨水噼里啪啦地撞击着芭蕉叶子，在屋檐下，我总是蜷缩在阿婆的怀里，阿婆则用双手捂着我的耳朵。

正西街上，阿爷的木头老房子后院，墙根下的芭蕉很茂盛——那是阿爷好多年前种下的。我一个人从甘溪坡到天全县城上小学一年级。我一个人住在老房子的阁楼上，楼下住着阿爷，阁楼窗前的芭蕉对我若即若离。在阿爸、阿妈从甘溪坡举家搬来之前，我觉得下午放学后到第二天上学前的时间好长好长，日子过得好慢好慢。下雨的时候，芭蕉叶传来大大小小的声音，让我的心情起起伏伏。我时常望着芭蕉叶子上溅起的水花，说起自己的心事：甘溪坡上的阿婆，此刻在做什么呢？阿妈在想我吗？阿爸今天回甘溪坡去怎么没有带上我？我没有红色的毛衣，就参加不了明天学校的合唱比赛了，阿婆和阿妈是不是正在心疼我的忧伤与无助？雨滴在芭蕉叶子上发出颤颤的声音，像是在努力回答我，又像是什么也不打算回答我。

在正西街阿爷老房子的阁楼上，我住了12年。12年里，甘溪坡的阿婆走了，她亲手种下的那丛芭蕉也毫无缘由地倒伏并枯萎了。而正西街上的那些木头房子，在风雨中加速衰老。 

终于有一天，我背起行囊，奔赴遥远的陌生之地。

我在昆明落脚，进入一家刚刚兴办的都市类报社工作。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我是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加入这家报社的，在发行站做出纳。因为我个子小、年龄小，在报社的财务部和发行站得到了很多关爱，工作生活都很顺利。

第一年春节放假，我回到天全老家过年。一个傍晚，闲来无事，便拨通了报社的值班电话，想找一位在热线新闻部工作的东北姐姐聊天。电话接通后，我们正拉着家常，忽然听到一个男生在旁边用美声大声歌唱。我问是谁在唱歌，姐姐说：“新来的，你老乡，四川的。”话音刚落，旁边的歌声戛然而止。电话突然被夺了过去：“喂，老乡啊，四川哪里的……雅安啊！好……是雅安哪里的？那里有二郎山……”这个话痨男人就是老龙。与他的对话像是一段生硬的插叙，好在插叙的内容还算生动有趣，他的声音也算好听。

两天后的夜里，老龙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开口便是“老乡你好”，顿了两秒，他问：“你那边是冬雨绵绵啊？”他耳朵真灵，窗外细雨洒向芭蕉叶子的沙沙声其实并不特别明显。他问我二郎山隧道的修建情况，他描述起二郎山盘山公路的险峻，又说到了国道318线上飞仙关的雄奇。他滔滔不绝，说到的全是路，仿佛他的人生一直处在漫长的旅途中。

之后他问我喜不喜欢读书，正在读什么书——总算回到了我可以畅快发言的话题上。那时我刚刚读完一些郁达夫的散文作品。他便问我读到某篇散文中的某一首诗没有——他竟然记住了散文作品中的诗句，这倒是让我始料未及，手足无措，因为我读过，但没有记住。他在电话那头背诵起来，只有几句诗，倒数第二句时卡了壳。这样美好的交流，我不忍心就这样卡住。我让他等着，跑到床头那堆书里找出郁达夫的散文集，然后向他补充完整了那句诗。

美好的交流继续。窗外细雨落在芭蕉叶上的沙沙声继续。

我们聊了很多文学作品，尽管不少作品我还没读到过。我们聊到了写作，聊到了理想。这个能通过闲聊就揪出我理想的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已经是深夜了，挂断电话，我还坐在阁楼的窗前。窗外细雨飘飘，灯光照见的一方区域里，高处的芭蕉叶上滚落的雨滴，打在低处的芭蕉叶面上，咚咚咚咚，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像小精灵在绿色的舞台上起舞。我将手从窗户伸出去，接住从屋檐滴落的雨水，很冷，一激灵之下，脸却似乎变得有些温热了。

于是整个春节假期，我都在电话里与老龙聊天。

过完春节，我返回昆明的那天，和老龙见面了。他是报社热线新闻部的记者。见面时他正准备出现场采访，他问我要不要跟着去。不像是初次见面，倒像是多年老友久别重逢。那天我跟着他一起跑了好几个新闻现场。

认识老龙后，我们在工作之余一起读书、听音乐、看电影，我也给他讲甘溪坡，讲正西街，讲那些渐渐陈旧的一幕幕往事，而他总是看着我的眼睛听，听得越来越专注。恋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愈发热爱文学与写作。后来，我离开报社的财务岗位，到另一家报社应聘做了两年记者。

第二年年底放假，老龙随我回到雅安，回到天全过春节。除夕那夜，晚餐后我们在正西街那间苍老的阁楼窗前，围坐在火炉边，聊着天，听窗外的雨打芭蕉。雨声渐歇时，天已微明。老龙说，他老家院子里也有一大丛芭蕉，那是他少年时亲手种下的。他说下雨的夜晚，躺在床上听雨打芭蕉的声音，让他感到特别安稳，就像现在这样。我听着窗外的雨声，没有接话，只是微笑着望着他。

有些缘分，或许就像这雨打芭蕉的声音，不知是何时潜入心底的，却又存在得那么自然而然，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