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日报6月19日讯在我市芦山县城北街，有一处天主教堂，如今已被修葺一新，从外表上看，几乎看不出它曾经的样子。

　　然而76年前的一天，正是在这里，南下红军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又称抗日救国大同盟）。

　　也正是这个组织，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从芦山送出，沿着青衣江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世事变迁，如今教堂依然屹立着，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76年前抗日救国会在芦山的点点滴滴。

　　成立于危难之际

　　1935年，川西地区已进入冬季。那一年的冬天显得异常寒冷。

　　11月底的一天，一份急电，从遥远的天全程家窝发来。

　　当时正在名山邛崃前线的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参谋长王维舟被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任命为“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要求他迅速从前线赶赴后方芦山，组建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抗日救国军，同时成立抗日救国会，领导以天（全）、芦（山）、宝（兴）为中心的红军占领地区群众的抗日救亡工作。

　　那时，敌我双方投入数万兵力的百丈关大战刚刚结束。失利的红军大部队开始向芦山方向的莲花山、镇西山后撤、转移、防守。这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转战川西南以来军事上的最大挫折，这次决战红军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代价，王维舟同前线全体官兵一样，正处在失败的悲愤之中。

　　读完张国焘的电报，看着宿于山岳林间，搭棚遮身度夜，生活异常辛苦却仍决心麈战疆场的战友，王维舟思绪万千，心如刀割。他不愿在这危难之际离开前线，离开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士。

　　但工作需要，顾全大局的他只好策马登程，在几名随行警卫员的护送下，越岭翻山，直奔后方重镇——芦山县城。

　　1935年冬的芦山城，刚刚历经南下红军与刘湘的王牌军教导师十日血战的洗礼。当时，东街在战火中已化为灰烬，北西南三街亦面目全非，但坐落在县城北街中段的天主教堂却依旧完好无损：尖尖的屋顶，漆黑的墙，考究的石拱门，还有那大门上方圆孔内嵌装了十字架的天窗，显得肃穆而又端庄。

　　经过多处挑选，最后天主教堂被选作抗日救国会办公的地方，王维舟也在天主教堂侧的四合院里住了下来。

抗日救国会旧址

　　12月下旬的一天，经过精心筹备，抗日救国会终于挂牌成立了。天主教堂外，“噼噼啪啪”响起了鞭炮声。

　　人们看见，在天主教堂与街檐连接的房屋门口，贴上了“斧头砍出新世界，链刀割断旧乾坤”的对联。横联处，挂着一块石灰刷制的木牌，上面浓墨楷书：“抗日救国大同盟”。街上人流拥挤，热闹非凡。人们在县城里奔走相告“红军成立了救国会！”

　　青衣江中的“水电报”

　　芦山城位于青衣江边，碧绿的江水由北向南逶迤而去，流经雅安、乐山，最后汇入长江。

　　抗日救国会成立后的一天，王维舟在天主教堂召开会议，商量怎样向白区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到会的主要是抗日救国会宣传部的干事和当地群众。

　　抗日救国十万火急，而白区的工农却无法了解红军的革命主张。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离过家的群众没有人愿意到白区去。

　　面对这种情况，王维舟沉思了片刻，微笑道：“既然是大家去不了、走不开，不要紧，我还有个办法，你们去搞些木板来，锯成短块，两面刨光，把要宣传的东西写上去，再将木板放入河水中漂出去，下游白区的群众捞到木板，也能起到宣传的作用。”

　　同时王维舟随后还提醒大家：“写了字的木板要涂上桐油，不然的话，板子入水，墨就跑了。”

　　说干就干！散会后，参加会议的群众立即找来木工，日夜赶制宣传木板。转眼之间，成批写着标语口号的木板堆积如山。

　　当日入夜，抗日救国会安排人员，把木板搬运到城南铁索桥下，投入青衣江中。从此，青衣江下游地区的人们经常见到水面上漂浮着块块木板，这些木板让他们明白了红军在抗日救国方面的主张。

　　同时，人们还给这种木板取了个有趣的名字——“水电报”。

红色宣传资料

　　抗日救国会的同志们受到启发，又制作了用来向白区漂散宣传品的运载工具——“河灯”。他们把稻草人扎在小竹筏上，草人身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竹筒。竹筒中装的是桐油浸过的油印传单，或者小报。到了晴朗天气的夜晚，救国会员们把小竹筏抬至河边，点燃竹筏上油灯或蜡烛。夜幕中，向下游游动的光亮闪闪烁烁，情趣无穷。大家给它取名“河灯”。

　　1936年春节前夕，在王维舟的倡导下，抗日救国会总指挥部在芦山创办了《抗日救国周刊》，还雕刻了印刷板，刻印了《抗日救国同盟十大政纲》。这些纲领和刊物，除在天、芦、宝地区散发，也通过“水电报”或“河灯”散发到白区去，宣传红军的抗日反蒋主张。

　　“济世救人”的工农医药社

　　抗日救国会在当时芦山群众中拥有极高的声望，这与它在抗日救国会创办的“济世救人”的工农医药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当年曾在医药社当过药剂师的老人李洪林仍清楚地记得工农医药社建立的经过。

　　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途经芦山过境北上。红军一走，川军的杨森部队就盘踞芦山，往来于宝兴、懋功一线。

　　“白军一到，芦山城乡瘟疫四起，其中尤数又吐又拉的痢疾最为霸道！”李洪林这样说：“驻芦山城里的川军士兵因患痢疾而死了不少，老百姓中也不断有人死于这种瘟疫。白军眼看士兵越死越多，担心无人打仗，假惺惺地动员老百姓消灭苍蝇、老鼠。扬言苍蝇老鼠缴得多者，用‘强盗牌’香烟给予‘奖励’。由于没有得力的措施，结果无济于事，老百姓被瘟疫害苦了”。因为瘟疫，芦山老百姓恨透了白军，说他们“比苍蝇、老鼠凶恶十倍、百倍。”

　　1935年冬，南下红军到了芦山，瘟疫依旧横行，危害百姓。王维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抗日救国会成立后，王维舟便与抗日救国会的同志四处登门访问，寻求良方，并最终动员县城内外的医务人员一起，在县城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工农医药社”。

　　在“工农医药社”成立大会上，王维舟动员全县医生都来参加“工农医药社”。他说：“医生有救死扶伤的义务，大家要担负起为民治病的责任；工农医药社是为了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解除工农的病患而设立的，大家都应当为济世救人，消除瘟疫出力！”

　　紧接着，抗日救国会就在城门洞等处贴出通告，宣告“工农医药社”正式成立。通告说：“现值隆冬，近闻城乡人民患病者甚多，而我驻芦部队也有不少。鄙人等，奉命组织工农医药社，愿为济世救人出力。患病者，赤贫不取，一般照价半给，富者增加。特此通告。”

　　工农医药社设内科、外科、药房、门诊，共由二十多名医务人员组成。县城内较有名气的“富春堂”、“全生堂”两家中药铺的中医先生曾泽明、吴书荣被聘为正、副社长。救国会派2名红军干部到医药社作政治工作。凡参加医药社的，由抗日救国会发给红布印制的证件，并在抗日救国会内统一开伙，凭红布证件免费进餐。这期间，王维舟经常到抗日救国会饭堂与大家同桌吃饭、谈心，鼓励广大医务人员攻克医学难题，为广大群众解除病痛。

　　在抗日救国会的关怀下，工农医药社全体人员同舟共济，克服种种困难，想尽各种办法采集中草药，为红军医院提供特效中草药，为老百姓和红军战士看病治病。不到三个月时间，便控制了流行半年之久的瘟疫。

　　“看病很方便，吃药不要钱，红军为穷人，革命好生干。”当时。芦山城内老百姓中流传着赞扬工农医药社的打油诗。

　　艰苦岁月里的“阳春三月”

　　“王维舟是个非常面善的人，公道正派，平易近人。在那个十分艰辛的岁月，同王维舟相处，却像身处‘阳春三月’一样，让人暖心！”这是当时的芦山人对抗日救国会总指挥王维舟的评价。

　　1935年冬在荥经县参加红三十二军，后来在抗日救国会工作的王汝才老红军清楚地记得与王维舟相处的情景。

　　有一天，王维舟派警卫员把王汝才叫到他的住处。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总指挥平时办公、吃饭都在这里，非常简朴。王维舟一边请王汝才吃饭，一边做他的思想工作。王维舟夹起一块猪肝，轻轻地放在王汝才的碗里，风趣地说：“你来抗日救国会工作之后，经常吃的是饭菜一锅煮，难得见油荤的‘解放饭’，今天，我们在一起，改善下伙食，算是打个牙祭。”总指挥边吃边谈，语气亲切而又严肃，他说：“你很辛苦，白天作事，晚上还睡在稻草里。我相信，苦日子一定会过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跟红军走，就会有出路。”

　　由于蒋介石对红军占领区实行物资封锁，芦山县食盐奇缺。有几天，救国会食堂里煮出的“解放饭”不仅没油，而且连盐味也没有了。当地群众也无盐可食。这时，有人给王维舟出主意说：“县城北门外盐井坡那地方过去开过盐井，那里也许能挖到盐水。”

　　于是，抗日救国会干部便出面请了些民工，出城掘井找盐。可是十几天过去了，两三丈深的一个大窟窿在盐井坡摆起，仍然找不到一点含有盐味的东西。抗日救国会干部请示王维舟民工的工钱咋办。王维舟来到工地，对大家说：“盐既不出，有言在先。请各位去救国会领工钱，回家好好过年。”民工们激动地说：“总指挥，盐没挖出，这工钱我们不能要！”王维舟说：“那怎么行，红军办事，讲求公道，工钱一定要领。再说，今后我们求你们的事还多着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在做好抗日救国宣传工作的基础上，王维舟还带领抗日救国会积极筹建抗日救国军。截至1936年1月，芦山已有数百人报名参加了抗日救国军，他们被编成连队，派到各乡镇做运粮工作。

　　当时17岁的芦山人李品忠便是其中之一。有一件事他至今难忘。

　　按照当时命令，每个抗日救国会队员背一袋米进城，交到救国会，以供红军春节时用。

　　李品忠是城里人，在一同参加的队员中当队长。在运送粮食时，他让大家先走，自己走在最后。走到半路，天已黑了。只好摸着前进，走着走着，脚下一绊，便跌进了堰塘之中，当即全身湿透，到救国会交了米，回到家后就一病不起。

　　王维舟闻知李品忠落水受寒得病，非常关心。专门派通讯员代他前往李家进行慰问。通讯员说：“要过年了，总指挥要我来看看你的病好些了没有？家里有没有粮食过年？”这让李品忠一家人感动不已。

　　春节之后，王维舟再次派人看望李品忠并询问：“部队要离开芦山了，能不能一道走?”李品忠因身体还未完全恢复，未能成行。

　　从此芦山人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爱民爱兵、令人敬佩的总指挥，但抗日救国会的主张却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人民心中。

　　骆志勇记者王侃

　　资料来源：芦山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红军在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