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四川农业大学(原四川农学院)多位退休老教师或他们的遗属拿到了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枚纪念章，将昔日的抗战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他们当年那些义无反顾、舍身抗敌的经历，令人肃然起敬。

　　王绍虞：

　　十四五岁便参与抗日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刀枪……”尽管已过去70多年，四川农业大学(原四川农学院)前党委书记王绍虞至今仍能哼唱出当年游击队教唱的抗战歌曲。

　　“七·七”事变后不久，山西晋中地区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下，这里正是王绍虞的家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晋中地区逐渐成为典型的游击区，在广大农村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八路军时常在老乡掩护下与日寇周旋。王绍虞家所在的文依村虽然也属于敌占区，但经常是“白天日寇来，晚上八路军来”。

　　因为家中有亲人参加地下党，在八路军中担任区长，1943年，十四五岁的王绍虞便在其带动下积极参与到一些抗日活动中。他干得最多的就是送信、传递消息。尽管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但能做点事情，为打日寇出力，尽快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这让王绍虞感到很高兴。

　　那时没有电话，但因为老乡掩护和消息传递及时，往往日寇从据点出来刚进村，八路军就已迅速转移到了邻村，有时甚至是日寇在村东头，八路军就藏在村西。“要是秋天，往高粱地里一跑，日寇根本就发现不了。”

　　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不久，王绍虞来到了解放区。1980年起历任四川农学院(今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退休。

　　李玉贤：

　　弃学投军奋勇杀敌

　　李玉贤，1926年出生在山西夏县一户农民家庭。“七·七”事变不久，他的家乡便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在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下，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当时李玉贤已进入小学读书，对日寇的血腥暴行，看在眼里，恨在心头。

　　1941年，李玉贤已进入中学，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敌我斗争形势非常紧张。这一年他寒假返家，同村的陈国忠正在暗中串联，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之交谈后，他感觉李玉贤与其志同道合，经地下党人介绍联系，1942年春节李玉贤辍学离家，毅然协同当地20余名爱国热血青年，冲过敌人封锁线，直奔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行列。

　　经过两个月的简单训练，他们被编入了太岳军区三分区康俊仁支队第七大队三中队。李玉贤当时被分配担任中队文书，半年后又调到大队工作，任大队长陈青林的随身文书。

　　在大队，他所在的部队主要是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当时晋南地区敌我力量悬殊，对大部队作战十分不利，根据分区司令部的部署，他们采取麻雀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分散打击敌人。

　　在这个时期，李玉贤先后参加了上百次的大小战斗，这让他从一个不懂事的农家毛孩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贾厚仲：

　　投笔从戎 抗日远征

　　贾厚仲，今年已92岁高龄，但一说起70年前参加抗日远征军的经历，老人仍激动不已。

　　1944年10月，听到远征军征兵的消息，刚离开家到成都读大学的贾厚仲坐不住了，他留下一封信，请表兄转寄给父母，之后就毅然报名参了军。走的时候，他随身带着两样很“学生气”的物件：书包和二伯送的一支派克笔。

　　1944年-1945年，从成都参加远征军的学生先后有4批，贾厚仲是最后一批。1945年，元旦刚过，他们从成都到昆明，再到印度，最后随军辗转来到缅北，贾厚仲被编入著名的新六军。

　　新六军的前身是新22师。就是这支部队，在缅甸反攻战役中，给日寇的王牌18师团以毁灭性的打击，歼灭敌人两万人，还缴获了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当时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3个字：中国虎!

　　回国后，贾厚仲成为新六军14师炮兵营一名士兵。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还成为了一个无比重要历史时刻的亲历者、见证人。

　　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贾厚仲所在的炮兵营三连，受命到南京城墙上放礼炮。他登上城头，鸣放了“受降礼炮”第一响。这成为贾厚仲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永生铭记。

　　宋捷德：

　　严刑拷打不屈服

　　宋捷德，1920年生于山西省洪洞县西永凝村。1938年，抗战形势严峻，眼看着侵略者打到了家乡，年仅18岁的他毅然参军，加入第二战区随营学校政治保卫队，在山西洪洞一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斗争。当日军逼近洪洞县，他随军转战汾西、霍县、灵石一带开展游击战，抗击日寇。

　　由于工作需要，1939年7月他被派到培养军政干部的沁源干校学习，结业后被分配至洪洞县敌战区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在东永凝、西永凝、三阳堡、湾里等村任教，明里教书，暗中宣传抗日。

　　1942年，他因为持有抗日课本被警备队汉奸发现后告发，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在宪兵队，宋捷德遭受了严刑拷打，可他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后来，他在地下党员营救下得以出狱。

　　此后，他被调至游击区曹生村继续任教，他教过的青少年有不少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1961年因工作需要，他调往四川农学院担任总务处长，后又担任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副馆长等职。

　　杨雯 记者 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