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源风雨桥魏发贵摄

　　如果不是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的那几场波及雅安地区的战乱，现在的大多数雅安人或许并不生存在这块土地上。

　　从古至今，在金戈铁马的沙场，硝烟弥漫的火线，支撑战争的都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真正受苦的，也是这些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受尽苦难，但他们坚韧不拔。战乱过后，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们，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沿着祖先们走过的道路，走到打箭炉，走到乌思藏，谋求一碗饱饭，走出了名垂历史的——茶马古道。

　　“湖广填四川”造就今日雅安人

　　公元1253年，蒙古铁骑踏上了雅安这块土地。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了大半个地球。

　　蒙古铁骑并没有带来好兆头。铁骑所到之处，人户或死或逃，城市化为瓦砾，村庄夷为平地。据记载：蒙古军南下，攻占黎（汉源）、雅，以黎州降、名山降而复叛，大加杀戮，黎州汉人被杀绝；黎、雅二州被划入番区，实行军管。民间田土被侵占，山区则由番夷把持。自到清乾隆四年，雅州知府曹抡彬还有，“蔡蒙半岭多羌妇，负草担柴下夕阳”的诗句。

　　两宋期间发展起来的雅安，在战乱中萧条下来。明代，雅州经济虽有恢复，但明末张献忠、吴三桂之乱，让黎州、雅州又遭战祸，“时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

　　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考虑到四川地阔人稀，都曾下旨：湖广移民四川。

　　据介绍，明朝往西南地区大移民约起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主要是江西填湖广，随后演变成湖广填四川。而明朝的屯边政策，直接导致了不下20万军队移民西南，而其家属随军，使移民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如此庞大的移民，让更多的人需要找自己的祖籍。明朝的移民一直到明朝灭亡仍未结束，只是后期稍有减少。

　　如今，居住在雨城区姚桥的姚氏家族，便是于明朝洪武25年，从苏州新阳“奉旨分发”，迁徙到雅安的。而明朝初期，“大明开国七姓军”赴黎州戎边，为百废待兴的黎州守土开疆，造就了如今汉源姜、黄、李、任、巨、蒋、张等7大姓氏。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更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如今，保存完好的上里韩家大院，是韩氏家族明末清初随湖广填四川由陕西入川，定居于雅安古镇上里的产物。韩家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在清乾隆末期至道光四年建历时十年，耗银百万在上里修建成了韩家大院，迄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了。

　　雅安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明代迁入。清康熙年间，中央政权为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西南边防，“改土归流”，改革税制，实行摊丁入亩，人口才大为发展。可以说，这两次“湖广填四川”造就了如今的雅安人。“湖广填四川”也成为很多雅安人追溯家族历史的起源。

　　明朝最后的茶马互易

　　“湖广填四川”让雅安人丁兴旺起来，在明朝，雅安慢慢恢复元气。

　　明朝永乐年间时，中央政权修建了从雅州到乌斯藏（西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

　　同时，中央政权在雅安境内恢复了宋代以马易茶的榷茶制。据《明史·食货·茶法》记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公元1371年，明朝最先在全国秦（甘肃天水）、洮（甘肃临潭）、河（甘肃临夏）和雅（四川雅安）设了四个统管茶、马交易的“茶马司”，设在雅安的“茶马司”就在名山。现在，这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茶马司。

　　名山茶马司遗址现在是一座赭红色的建筑，凝重的色彩和古朴的建筑风格在周围水泥建筑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肃然，大门上黑底金字“茶马司”向过往行人彰显着它曾经的身份。

　　茶马司门庭前竖立的石刻碑文，叙述着茶马古道的历史：“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

　　而据《天全县志·茶路》记载：边茶西运路线，沿旧路西行至紫石关后，改行小渔溪、南坝子，翻竹岗山，经水獭坪、前碉至两河口过河，过长河坝，越门坎山、马鞍山，经纳西沟、鱼通河，抵杂道长官司，再沿河上至冷竹关、黄草坪，在大岗合黎州至康定大路。

　　元朝因战乱而停止了90年的茶马交易，番民养马之风已衰，加上民间以茶易土特产成习，故明代的官方茶、马交易难以持久——据记载，“明永乐七年，政府用8万斤茶换取70余匹瘦马后，碉门茶马交易停顿。”

　　明代的茶马古道，实际是元代陕帮运茶去打箭炉道路的延续。

　　官方的茶马交易停顿了，但民间以茶易土特产的交易仍然繁荣。陕西帮，是当年茶马古道上的主要茶商之一。至今，史料上陕西帮会馆醒目地标注在雅安的城郭图上。

　　茶马古道的兴盛，给雅安带来了发展机遇。如今，我们还可以从明朝的历史遗迹中遥想当年的胜景。在荥经县和洪雅县境内，耸立着佛教圣地瓦屋山。数百年来，无数香客络绎不绝地穿过荥经县城，前往瓦屋山。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由皇家专用的金丝楠木建造的开善寺建筑完毕，高大的庙宇殿堂就坐落在荥经县城内，成为瓦屋进山路线上香客们第一朝拜之地，寺名“开善”，即“从此归佛行善”之意。

　　清朝边茶交易催生西南重镇

　　明朝政权将经天全到打箭炉作为川藏交通的主线；而在清朝，中央政权开辟出经清溪去打箭炉的川藏交通官道。

　　清顺治九年，在飞越岭设化林营；康熙四十五年建泸定桥。因沿途有驿站之便，遂成为商贾大道。藏族群众所需的的茶叶、粮食、布匹、百货等沿着此道运到打箭炉，汉商换取的药材、皮毛又沿此道输出。

　　天全一线虽也在使用，但运输量已经落后于清溪一线了。这也是如今习惯上，将清溪茶马古道称为“大路”，天全茶马古道称为“小路”的缘由。

　　据记载，公元1734年，雍正皇帝派遣果亲王护送达赖喇嘛进藏。亲王一路南下，沿着清溪茶马古道西行。在其著名的《果亲王进藏日记》一书中，用“雾霭四塞，咫尺不辨人马”来形容荥经飞龙关的自然环境；而在汉源县与泸定交界的宜东镇、三交乡，亲王跋涉飞越岭，深感此地的雄奇，便在著作里记下了飞越岭的艰险。

　　马匹的交易逐渐消失，边茶则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易货物。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廷着手经营打箭炉。康熙四十年，清廷平定西炉叛乱之后，以经营边茶为主的汉藏贸易市场由雅州、碉门西移至打箭炉，以带动康藏商贸。清乾隆以后，边茶需求量大增。为保证对康藏地区的茶叶供应，自清中叶以后，将边茶供应定为“专岸”，即指定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只能在打箭炉行销康藏地区。

　　至今，茶马古道遗迹在我市还随处可寻。一个个背夫铁拐留下的拐子窝，依然在诉说着那一段历史。

　　在清朝，由于边茶贸易、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物产，使雅安逐渐成为了川西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到清末，边茶贸易大大提升了雅安的城镇化水平。由于大量陕西等地的茶商来到雅安做边茶生意，青衣江南岸的雅安城得到了比较大的扩张，由商人们修建的一座座大院落也使雅安彰显了一定的城市特征。雅安，渐渐发展成不可小视的西南重镇。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升雅州为府。那时的雅州真正“管得宽”，不仅辖雅安、名山、荥经、芦山、清溪五个县，一个散州——天全，还管打箭炉厅和穆坪宣慰司。“打箭炉”是现在的康定，现在的甘孜州所辖的地盘，那时候都纳入雅州的管辖范围，雅州的范围南抵大渡河，西至金沙江边的芒康，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州。

　　而在雍正七年，在“雅州”之名出现1111年以后，“雅安”作为一个地名也闪亮登场，成为雅州的治所之地。记者高晓军

　　编后

　　翻阅一个地方的历史，尤其那个地方是故乡，是让人心潮难平的。

　　故乡就像我们的母亲，生于斯长于斯，又有着些许的陌生。我们都知道母亲是无私地爱着我们的，可是我们却很难清晰地叙述母亲的生平，她的爱憎喜怒，她的欢喜哀愁。这也是文学作品常将故乡比作母亲的缘由。

　　四篇报道，句点画在了茶马古道上。圆圆的句号很像拐子窝，要知道，历史的句号也如拐子窝般深刻、沉重。

　　编辑完这组稿件，让我感慨：故乡那让我骄傲的遗址和文化，故乡那曾经跌宕起伏的岁月，故乡的先进和谜团，故乡的闭塞和战乱，虽然时隔久远，仍深深地烙印在故乡的山水之中。

　　我与故乡的距离更近了，也许是了解了它的辛酸与委屈，也许是了解了它的辉煌与坚毅。

　　报道可以画上句号，历史却永远不会。我们今天创造的，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天记录的，就是明天的史册。希望在故乡的土地上，记录越来越多的自豪与骄傲，创造越来越多的美丽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