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叫《雨城电波》的电影剧本刊登在了网络上。
　　作者是简阳人胡伟，一个主要从事间谍和历史小说的写手。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他应几名雅安文化界人士邀请，一同创作了这一剧本。
　　计划本是要拍电影的，但由于资金的原因，却一直拖着没拍。
　　故事是有原型的，1942年7月受周恩来直接委派到雅安县苍坪山下建立秘密电台的前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
　　
　　苍坪山下
　　设立秘密电台
　　
　　1942年7月24日，在雅安居所的会客室内，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来回踱着步，等待着一个重要客人的到来。
　　在１９４２年2月的一个深夜，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秘密会见了周恩来。在座的只有刘和周二人，约谈了一小时，谈完后双方离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败退西南，刘文辉早年曾两次参与反蒋斗争，因此，蒋介石一心想铲除这个“异己”。1939年，刘文辉受到蒋的排挤，被任命为西康省政府主席。1940年，蒋介石为分化第24军，委任该军师长、刘文辉之侄刘无瑭为新12军军长，令其开赴陕北准备参加内战，结果这支部队被胡宗南吃掉。
　　刘文辉为求生存，不得不联合各方力量，暗中与蒋斗争。与周恩来的会面后，刘文辉同共产党的关系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质配合阶段。
　　24日这一天，刘文辉将与共产党的秘密代表进行会晤。
　　敲门声终于响起，刘文辉的亲信12军参谋长张伯言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中年男子中等个，五十岁左右，小平头，正方脸，两道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镜，鼻梁下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
　　他就是王少春。
　　王少春，安徽芜湖人，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被营救出狱后，经李克农等人介绍入党，在中共南方局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6月，周恩来为了做好刘文辉的争取工作，决定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直接联系，并在其驻地设立秘密电台向延安直接汇报。
　　这一次会晤，双方就王少春的潜伏工作进行了商议：以张伯言的朋友为避日寇之难到雅安住家，是刘文辉的私人顾问；与张伯言单线联系，不与外界接触往来；住处是24军的旧旅部。
　　这所院子坐落在雅安城南苍坪山下，年久失修，残垣断壁，房子四处透风漏雨。屋前有一个草坝，过去是杀人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涉足这块禁地，但这倒不失为理想的隐身之所。
　　刘文辉专门排出一个连常驻街对面的一家茶店，暗中进行保护。
　　王少春等人在1942年8月1日，安装好了秘密电台。从此，每天深夜12点都要和延安联系一次。
　　
　　困难重重的8年
　　
　　虽然有刘文辉的庇护，但种种危险仍然存在。
　　刘文辉与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微妙，随着战局的不确定，他也常常摇摆不定；这部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无疑是插在国民党政府心中的一根钢针。
　　秘密电台建立不久，国民党当局就发现了这部电台的信号。军统局情报头子戴笠直接给军统雅安组组长徐伯威发电报，令他立即查明上报，同时派两名特务前来侦破。
　　当军统局特务在雅安侦破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时，刘文辉态度鲜明，矢口否认。特务经过一番侦查，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也就不了了之。
　　但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后，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产生了疑问，对王少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不仅撤走了保护秘密电台的警卫员，还停发了王少春等人的生活费。最让王少春恼火的是没有干电池，电台无法与中共南方局取得联系。以前刘文辉派人送来的都是新电池，现在拿来的电池安在机器上信号十分微弱，一检查原来是旧的。王少春他们只好在电池的底部凿几个小洞加些盐水，但用这种土法充电只能勉强维持一阵。为了生活，电台组只好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种菜，施行生产自救。
　　当时的雅安，土匪横行。一次，王少春在去成都汇报工作后，返回雅安的途中，在雅安遭遇土匪，不仅把他的钱和东西抢光，而且连身上的衣服也被扒掉，仅剩一条短裤……
　　王少春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患有肝硬化、哮喘等疾病。在1942年7月建台到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起义，王少春等人在雅安坚持了近8年。不仅要与敌人做斗争，也要与病魔抗争。由于无医少药，轻病拖成重病……1955年5月，王少春因积劳成疾、旧病复发抢救无效而不幸与世长辞。
　　
　　促成
　　刘文辉起义
　　
　　从电台成立的第一天起，对刘文辉的统战和争取教育就是工作重点。
　　为了帮助刘文辉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凡是延安的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送给刘文辉看。这些被刘文辉称为“红色参考消息”的内容，是他在雅安时的每日必读。
　　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曾回忆道——以前的暑假里，回雅安经常看见父亲翻阅毛笔抄写的新华社电讯稿，还以为是父亲自己派人搞来的，原来却是党中央的电台直接送来的。刘元彦说：“那些电讯稿上的字都是用抽掉笔尖的毛笔写的，这样就完全看不出笔锋，也辨认不出笔迹，可见保密工作做得相当细致。”
　　王少春不仅帮助刘文辉学习共产党理论，还和他一起商讨共同对蒋的一些具体办法。在一些问题上，根据党中央指示，帮助刘文辉化险为夷。
　　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蒋介石曾命令刘文辉的24军讨伐西藏，另派两个军接防西康，意图夺取西康。王少春和刘文辉商议后，将计就计，开了一个向蒋要枪械、要装备、要经费，扩大编制扩大实力的庞大清单。见此清单，蒋介石不得不收回命令，宣布暂缓对藏用兵。
　　由于王少春等共产党员的“潜伏”工作，刘文辉虽摇摆不定，但最终还是站在了共产党一边。在成都读书的刘元彦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团组织，并牵线父亲与四川地下党谈一次。这时，刘元彦才知道，父亲刘文辉早就和共产党联系上了。而由四川地下党派来的人员在雅安以刘文辉秘书的身份长住。直到解放前夕，他才知道，其实党中央早已派王少春潜伏雅安。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西宁、银川、广州等地，战争中心开始向西南转移。王少春和刘文辉的接触更加频繁。王少春告诉刘文辉：“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来写自己的历史。”
　　刘文辉还是有顾虑，既害怕被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势。解放西康却已是大势所趋了。刘文辉也知道，10月1日，一个新的政权已经在北京宣告成立。
　　刘文辉终于坚定了起义的决心，并向周恩来发电请示。周恩来即回电：大军行将西指，希望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导致不必要损失。此后，刘文辉就按周恩来的电报精神，进行起义准备工作，与蒋介石周旋，等待起义时机的到来。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蒋介石当天逃到成都，立即召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开会。蒋介石为进一步拉拢刘文辉，绞尽脑汁，连续几次欲逼其就范，都被刘搪塞过去，蒋大为恼火，形势非常危急。
　　12月7日上午，刘文辉和邓锡侯（原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决定采取行动，并通知潘文华（同为原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望其采取一致行动。刘文辉等人秘密驱车到达彭县的崇义桥。刘文辉急电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准备行动，同时指令驻成都武侯祠的第24军守卫部队准备战斗。
　　12月8日，中共川西、川康、川东地下组织和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先后赶到彭县的龙兴寺。
　　在刘文辉最紧张的一周多时间里，周恩来曾连发几次电报促其行动。王少春除每天两次向中央报告情况外，还及时把中央的指示转告刘文辉，并提出了具体贯彻意见，加强对第24军的组织领导。
　　12月9日，一个难忘的深夜，雅安苍坪山下的电波，飞向党中央，宣布刘文辉等人12月9日起义的喜讯。
　　在得知起义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在12月10日带着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飞往台湾。
　　王少春等人在雅安苍坪山的8个年头、29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换来了雅安的和平解放。
　　1950年2月1日，雅安解放了！
　　（本稿相关资料出自《雅安文史资料汇编》、《我的父亲刘文辉》，刘文辉生平资料等。
　　记者高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