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摘录

　　2月9日寄来的信收到，关于你的问题，我们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指示精神正在查处。此复。

　　1979年2月，在天全县新场乡工作的高文贵收到了一封从中共宝兴县委摘帽办公室寄来的一封回复函。函中提及了中央【78】55号文件，此文件涉及的内容正是“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工资待遇问题”。

　　1958年，在“右派”的斗争中，出生书香门第的高文贵被划成了“右派”，不仅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同时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一直到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一时间，“右派平反”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高文贵也在这次平反浪潮中成功摘下了“右派分子”的高帽。

　　1998年，这封信的主人高文贵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临走前的一刻，他躺在床上，低声对小儿子高树仁讲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记住历史，才能珍惜现在。”

　　父亲被“戴帽”的日子

　　在天全县粮食局的家属小区内，记者见到了书信的提供者——高树仁。此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做饭。46岁的他有份安定的工作，有个漂亮的妻子，还有一个马上读高二的儿子，一家三口的生活平实快乐。谈起现在，高树仁备感幸福。他说，“我一出生，我的父亲已经被划成‘右派’，生在一个‘有罪之家’，不仅很难找到饭吃，还处处受歧视，而且还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上大学。在当时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里面，未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950年，书香门第出生的高文贵时年30出头，由于对粮食生产十分在行，于是被调往天全县始阳镇田粮处工作。由于业务出众，又被调到宝兴粮食局任业务股副股长。此时，雅安才刚刚解放。年轻的高文贵对美好的未来怀抱无限憧憬。离开天全之前，他握住妻子李秉玉的手自信地说，“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等我在那边有所发展，就会把你和女儿接过去好好享福。”此时，高文贵和妻子已经育有两个乖巧的女儿。

　　然而，好景不长。

　　1957年，一场“反右”政治运动在全中国铺展开来。在高文贵的学籍上，他的家庭成分赫然写着“地主”两字。就因为这块烙印，他在1958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不仅被免去了粮食局的职务，还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远在天全的妻子李秉玉闻讯从天全赶到了宝兴，当天高文贵被迫戴上“打倒反革命”、“打倒右派分子”的高帽，到大街上当众游街。看着平日里老实巴交、骨瘦如柴的丈夫被几名大汉带着当众游街，看着平日里重尊严、重颜面的丈夫面对周围群众的指指点点，打打骂骂，李秉玉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知道，此刻丈夫的心情肯定比死还难受。

　　此后，高文贵一家过着低调的农村生活，耕田、插秧、割草、捡柴……这种忙碌的劳动即使是在大年三十的时候，也还在进行。尽管一家人不停地劳动，但是所挣的工分数也并不高。李秉玉又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两个儿子，有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生活清苦。

　　几年间，一个个孩子相继到了读书的年龄。1971年，就连小儿子高树仁也背起了书包。但是碍于父亲“右派分子”的身份，高树仁第一天到学校就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学校里，同龄的小朋友都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些好事的同龄人还会联和其他小孩一起歧视和排挤他们。脾气倔强的高树仁哪里受得了这份气，经常和那些欺负他的小孩打得头破血流。不过顽皮归顽皮，高树仁的学习成绩却一直都是班上的前几名。也不知是不是遗传了祖上读书的天分，他的几个哥哥姐姐学习成绩也同样优秀。

　　可是几个孩子读到初中，当地学校便纷纷以“政审不合格”的理由拒绝让他们继续升学读书。看着其他家庭是“红五类”的孩子一个个被“推荐”、“保送”到更高的学校深造，高树仁和他的姐姐、哥哥们却不得不放弃学业，重新回到家里务农。“孩子不能继续读书，就意味着没有前途。”高文贵每每看到被学校退回来的孩子，两眼就不由得湿润起来。“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无处诉苦的高文贵唯有仰天而啸。

　　“右派分子”的命运

　　在雅安，被戴上“右派分子”高帽的人又何止高文贵一个？

　　今年已有85岁高龄的王朝祥，在1956年时，也被戴上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高帽。

　　王朝祥写得一手好字。只要逢年过节，邻居亲戚家总会让他写上一副对联。就是这手好字让他得到了不少荣耀，在雅安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机构任一名小小的文官，专门负责替驻守在雅安的国民党官兵撰写文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50年2月，雅安和平解放。没过几年安逸日子的王朝祥，在反右的浪潮中，以替国民党工作过为由被挂上了“反革命”的牌子，成为“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在那个年代，周围邻居看到王朝祥个个喊打喊杀。就连他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也被戴上了“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这顶无形的帽子。王朝祥扫过大街、掏过厕所、掏过阴沟，这些又苦又脏的工作，王朝祥都干过。接着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王朝祥又被抄家，家里贵重的物品全部收缴，连祖上传下来的四个清朝御赐莲花碗也在那次抄家后失去了踪影。

　　就在王朝祥被戴上高帽的同一时期，在雅工作的陕西耀县人张润民也被打成了“右派”。因为妻子无法忍受他“右派”身份所带来的痛苦，1963年，妻子以感情不和为由与张润民离婚，带着一双儿女前往西安生活。从此，张润民和自己的孩子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一面。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张本文。

　　1968年，在宣读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时，年仅21岁的小伙子张本文随口说了一句“上山下乡？上山吃草，下河喂鱼还差不多！”的玩笑话。没想到，就这么十几个字让他也成为“反革命”，并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的光景。到他刑满出狱时，他的大好青春已经不再。

　　“摘帽”后的人生

　　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根据三中全会“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精神，进行了认真地复查和改正工作。一时间，“右派平反”的春风吹遍全国各地。

　　在雅安，一场大面积的“摘帽”、平反工作也逐步展开。各个区县分别成立了摘帽办公室，临时调配了相关的工作人员，以帮助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解决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工资待遇问题。

　　摘帽办公室在宝兴成立的第一时间，高文贵就准备好了自己的相关材料，请求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能够尽快帮助他摘掉“右派”高帽，恢复他以前的职位和身份。1979年2月，高文贵首次收到了中共宝兴县委摘帽办公室寄来的回复函，函中提到他的问题正在查处。

　　一直到1979年末，回到家乡天全县的高文贵一家终于收到了宝兴摘帽办公室寄来的“平反通知书”。此后，他的工作问题也得以解决，高文贵又重新回到了粮食生产工作的第一线。也是在1979年，远在老家陕西耀县的张润民也收到了一封“平反通知书”，通知书的大意为，“此案是冤案，给予彻底平反，有困难，可找当地政府解决。”张润民带着这封让他悲喜交加的“平反通知书”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雅安。在摘帽办公室的安排下，他被分配到雅安煤建公司工作，直至1985年退休。

　　随后，王朝祥和张本文也相继得以平反。

　　摘帽之后，曾经被看作是“右派”、“反革命”、“黑五类”的人在政治上获得自由，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们以及他们的女子也重新拥有入党、参军和读大学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陷入“右派”斗争的受害者们也渐渐从政治的阴影中走了出来。1979年，随着父亲高文贵摘帽之后，他的儿女相继步入学校，进行深造。

　　改革开放后，高家的生活条件日益改善。高文贵的三个女儿也先后嫁人，两个儿子也已成家立业，在县里的事业单位工作。虽然儿女们各自成了家，但是每逢节假日或是两老的生日，几个儿女总是会重聚在一起和老人一起共度温馨的家庭时光。

　　1998年，年近八十的高文贵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小儿子高树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高文贵在临走之前留下的日记本，打开最后一页，他这样写道，“我的一生，命运多舛。在昏天黑地的政治斗争中，我曾经伤痕累累，我曾经无限悲伤……可是风雨之后就是彩虹，我看到了幸福的曙光，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和中国的发展……最后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记者邵也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