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娃娃来说，能赶上一场坝坝电影，已是一件稀奇事了。

　　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5岁那年。父亲拿着一把竹竿当火把，用一个大背篼装上我，便去看电影了。走了很长的路，天擦黑时到了放电影的村子。电影已经开演了，父亲把我放下来，把大背篼倒扣在地上作坐凳，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双手箍住父亲的额头，两眼盯着前方的银幕。银幕前面是一片密密实实的人群，人群中间是放映机，一束雪白的光柱打到银幕上，光柱下面人头攒动，不时看到有圆圆的黑影在银幕下端晃动。

　　第一部电影演的是古装剧，男的、女的都穿戴着繁琐的衣帽，长衣长袖，有说有唱，走路也是慢条斯理的，我看了一会儿便没有兴趣，嚷着要睡觉。父亲说，这是《红楼梦》，四大名著，以后读书用得着的。但我还是睡着了。第二部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父亲把我叫醒，瞌睡虫跑得不见了踪影。我太佩服孙悟空了，从身上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气，便变成了一根可以打到十万八千里的金箍棒，再吹一口仙气金箍棒又缩成了一根绣花针，藏在耳朵里面。电影演完了，父亲硬把我拽进大背篼，往回赶，我被火把的浓烟熏得睁不开眼。我想，我如果是孙悟空的话，变一朵簸箕云，把我和父亲一块儿载回家，多好啊。

　　第二次看电影，地点在我们生产队。这次不用走很远的夜路，也不用在父亲的背上烟熏火燎了。擦黑时分，保管室的屋檐下挂银幕，银幕两侧的房柱上悬两支大音箱。空地中央搭一张方桌，上面摆放放映机，方桌的腿上绑一根高高支出的竹竿，竹竿顶端吊一盏白炽灯。发电机摆在保管室屋后。工作人员把一根尼龙绳一圈一圈地套在发电机齿轮上，使劲一拉，“噗、噗、噗”的一阵声响，发电机启动了，空地被白炽灯照得通亮，看电影的人群也躁动起来，争抢最佳位置，最前排的是一群小娃娃，坐在地上，离银幕只有几米远。后面便是坐着的人，有坐在板凳上的、有坐在背篼上的、还有坐在石头、砖块上的。电影开始之前，队长扯开嗓子讲话了，“社员们，今天放两部电影，第一部是《铁道游击队》，第二部是《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只放两部啊？”“还有一部是计划生育宣传片。看了宣传片，不准乱球生娃呵，乱生要遭的……”在换影片的空挡，有人挤出人群去解决内急，坝坝电影是露天电影，厕所也是露天的，草垛后、竹林中、树阴下人影闪动，有站着的，有蹲下的。只听见“窣窣窣”声音，一些小娃娃挤不出人堆堆便就地画地图。“狗日的，洒到了老子的背上了。”两个小娃娃便扭打在一起，压倒了一片，但影片一开始便忘了刚才的事。

　　放《铁道游击队》时，我们小娃娃的声音几乎盖过了影片声音。看芳林嫂掷出手榴弹时，我们在下面齐声大吼，“还没拉引线，还没拉引线。”看到白匪军向刘洪瞄准射击，而刘洪还丝毫没有觉察时，又揪心地大喊，“坏人要开枪，坏人要开枪。”看到游击队发起总攻时，我们也帮着发起总攻，起身将两手半握于胸前，仿佛抱一挺机枪，嘴里“嗒、嗒、嗒……嗒、嗒、嗒”地吼个不停。看《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时，我们看不懂演的是什么意思，便在人群中追逐打闹，惹来年轻的哥哥、姐姐一顿臭骂，“不看就滚得远一点，一群小X。”

　　放映结束了，人群又躁动起来，本村的人忙着端板凳回家，其他村的人忙着找娃娃，点火把。村道上一条条火龙在朝远处延伸。

　　没有坝坝电影看的时候，我们便演电影，外景地通常选在保管室周围。水元哥哥大我一岁，有一把“20响手枪”，还用土漆刷得铮黑发亮。每次演电影，水元都演英雄，让我们演坏蛋。比如他演杨子荣，就叫我演一撮毛，叫另外一个娃娃演许大马棒。他演张嘎，便叫我们演龟田少佐和其他鬼子，我哀求演通讯员，水元都拒绝了。只要他枪口对了我们，嘴里“啪”的一声，我们就得立马倒下。如果倒下时还在动，他就会上来“啪”的一声补一枪。我们很不服气水元每次都演英雄，一次，我对他说，“水元哥哥，你看你像个电影里的英雄吗？胖乎乎的一坨，嘴皮是‘地包天’，眼睛是‘眯眯眼’，哼，还演英雄，演汉奸还差不多。”这句话可能说到了他的痛处，他破例把“手枪”交了出来，让我们轮流演英雄，他演坏蛋。这回我演的是李向阳，他演鬼子松井，他在路坎下刚一露头，便被我一枪撂倒，后仰躺在一滩污水凼中，他正准备爬起来，我冲出去，“啪、啪、啪”接连放了三枪，他便僵尸似的不动了……

　　小时看坝坝电影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只可惜坝坝电影已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久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坝坝电影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记忆，它给了我们童年太多的快乐，它让一个个英雄形象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