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大熊猫巴斯离开了山高水长、翠竹茂密的宝兴，漂泊的脚步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大熊猫戴丽（后改名为戴立）、白杨相继离开宝兴，大山又少了一对“儿女”……
　　12月6日，本报06版刊登了《雪地里被弃的“孩子”，我们为你找个家》救助大熊猫的文章后，一时间，得知宝兴丛林中又有一只大熊猫幼崽在被成功救助的同时，离开了原 生地，一些市民对大熊猫的一次次“出走”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对如何保护大熊猫、如何留住大熊猫产生了热切的关注。
　　大熊猫走了一只又一只
　　夹金山会不会成为一座空山？
　　夹金山因红军长征而留名历史；夹金山因大熊猫而名扬世界。
　　雅安大熊猫国际生态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宝兴县副县长、被誉为“熊猫县长”的王先忠，从小在宝兴的大山里生长，可以说，他是真正与大熊猫共有一个家园。据王先 忠讲，他少年时在上学的路上、砍柴的山头、放牧的草地上，常常见到大熊猫的身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今在深山里寻上几天几夜也难见到大熊猫的行踪了。
　　谈起又一只与母亲走散的大熊猫被送往卧龙基地育幼中心进行人工饲养时，王先忠感慨万端，宝兴的大熊猫比以前少了许多，作为濒危物种的大熊猫在危险境遇下需要人类帮助， 这是无可厚非的。说到此处，王先忠话锋一转，表情严肃地说：“当人类伸出援手救助某个大熊猫个体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大熊猫种群，而救助的成功标志是让他们最终回归自己 的家园，回到栖息地，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繁衍生息。”
　　“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极度的宠爱，而忘却了野生动物的生存规则，让更多被救助的大熊猫远离家园，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王先忠认为，宝兴的大熊猫被带走了一只，栖息 地里的野生大熊猫就少了一只，不再回来的不仅是某只大熊猫，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代。
　　王先忠不否认科研人员为圈养大熊猫在某一领域做出的贡献。但是，人们也不要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历经数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的大熊猫种群从远古一路走来，遭受了第四 纪冰川袭击、气候恶劣、食物匮乏等大自然的考验，成了更新世纪早期出现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幸存者，他们在野外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回过头 来再看，人们把大熊猫留在基地里进行研究，到底何时才能找到大熊猫圈养与野外生存的结合点？
　　夹金山缺少了大熊猫，还会那样灵动吗？
　　9日，“大熊猫摄影家”、宝兴县林业局野保股股长高华康在去成都的车上，给记者打来电话，他听说又一只大熊猫幼崽离开栖息地，心里非常难过。
　　高华康在30年前就参加到保护大熊猫的工作中，曾与中外大熊猫专家一起，对四川大熊猫的野外生存资料做过大量的收集整理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当年还是帅小伙的高华康 就已经开始用镜头记录大熊猫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几十年过去了，他的与大熊猫有关的摄影作品先后得了大奖，也让更多人对宝兴的大熊猫牵肠挂肚。
　　高华康说他亲身经历了一场“抢救运动”。上世纪80年代的宝兴，大熊猫生存的栖息地内箭竹大面积开花，大熊猫食物严重短缺，曾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抢救大熊猫运动”。宝 兴县在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置了大熊猫管护站，成立了救护队，管护员通过巡山对保护区内的野生大熊猫进行监测，及时对病饿的大熊猫进行救治，先后救护了活体大熊猫 50余只。
　　就是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一部分大熊猫还是被放归到扑鸡沟、汪家沟、出居沟等大熊猫的生存地内，只有病情极严重或状态非常不好的才被送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 基地进行圈养。为了掌握大熊猫放归的准确情况，救护人员连续几个月对几只大熊猫进行跟踪观察，发现它们在大山里各自“占山为王”，建立起了自己的“领地”，一切迹象表明， 它们重返家园后生活得非常愉快。
　　谈起近年来离开宝兴的大熊猫，高华康如数家珍：“1984年，大熊猫‘丽丽’被我们救助，不久后离开宝兴去了卧龙基地；1985年，大熊猫‘巴斯’、‘园园’和‘春 春’先后获救，它们同样先后离开宝兴，去了福州动物园等地；1986年，‘星星’和‘新兴’得到救助，后来去了卧龙基地生活；接下来是‘东东’、‘雪雪’相继离乡……”高 华康语气十分酸楚。他说自己用镜头记录下的，不单是大熊猫离去的身影,还有自己撕心裂肺的痛。他最清楚,自己的镜头里没有了大熊猫,整个夹金山也就失去了灵魂。
　　高华康说，后来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听到被称为“大熊猫之父”的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讲过这样的一段话：“大熊猫比我们想像的要坚强。有的研究人员基于对文献 的认识和对大熊猫饲养个体的了解，认为大熊猫繁殖能力和成活能力低下。而我们的研究却发现，野生大熊猫在野外生活中采取的是‘多雌多雄’的交配制度，他们也有较强的繁殖能 力。”
　　当听到北京的大熊猫专家替大熊猫“说话”时，高华康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感到，大熊猫重回到山峦重叠、溪水甘甜、箭竹丛生的栖息地为时不远了。
　　我偷偷放归了
　　20多只野生大熊猫
　　曾有“熊猫局长”之称的崔学振说，长期以来，我们与大熊猫的关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界，当人们以一种“呵护”的方式对待大熊猫，并当成世界“第一号宠物”来饲养时， 此时圈养的大熊猫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熊猫了。
　　“如今大熊猫一只一只地从栖息地带走，人们转而感叹，人工饲养的大熊猫产下了多少个后代？人工饲养的大熊猫增加了多少？我觉得，即便那是一个不断递增的数字，也不应该 是我们高兴的事情。”崔学振认为，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一样可以利用克隆技术克隆出成千上万只大熊猫来。当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只能看到圈养或者克隆的大熊猫时， 那才是人类的悲哀。
　　当年这位从宁波来到雅安的小伙子，就因为对国宝的难舍之情，甘愿留在了大熊猫的家园宝兴，可以说，他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大熊猫。
　　“送走一只我哭一次。”谈及被送走的一只只大熊猫，崔学振心潮起伏难平。上世纪80年代，刚刚当上宝兴县林业局局长的崔学振，与同事经常爬到海拔两三千米的山上抢救大 熊猫，然后送到自然保护区去饲养，大熊猫恢复健康后，再把大熊猫送到动物园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基地。说起这些，崔学振的心仍在疼痛。为了把大熊猫的根留住，他总 是冲在大熊猫抢救工作的最前头，看到就近抢救后，没有生命危险的大熊猫，他就放归自然。在他的《熊猫档案》里，记载着他有意放走的大熊猫多达20只。
　　这些年，崔学振从单位退休了，最不舍的仍然是那些离开了栖息地的大熊猫，思之心切时，他就跑到碧峰峡基地隔着护栏，近距离探望他的“儿女”们，泪水便不知不觉地流下 来……
　　崔学振对记者直言，进行大熊猫圈养的学术研究要保证一个前提，那就是带走一只大熊猫，就要放归一只大熊猫，甚至更多，这才是学术研究成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