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3月8日，夜幕渐渐降临，市区啤酒屋一带食客陡然增多。
　　一特色火锅店里，人满为患，觥筹交错之声此起彼伏，煞是闹热。
　　他走了进来，背着音响，抱着吉他，摇摆不定的衣襟诉说着外面风很大，他的头发被风吹皱，凌乱地贴在前额，他的脸上，被尘埃扑满的脸上，毫无表情，苍白得像很多年前的记 忆。
　　轻拨琴弦，小哼一曲，骚动的小屋瞬间安静了下来。有食客向他招手，要求点歌。
　　他应客人的要求，弹唱了一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声音听起来很动听，没有丝毫的掩饰，自然而快乐。一曲又一曲，沉闷的小屋顿时有温暖流动。
　　他——他们，在夜色迷离时分，或吹奏乐器、或自弹自唱，他们没有伫立街头，而是采取了更主动的方式：来到你的身边，很礼貌地询问客人需要点歌吗？尔后小哼一曲，意在亮 嗓。或许，他们自我推销式的小哼会使你手中的筷子小憩片刻，抑或放下欲饮至底的酒杯，转而观其表情，赏其唱腔。
　　流浪歌手，这个特殊的群落——他们从哪儿来？
　　记者摸底
　　近来，记者历时一周的时间，趁夜幕降临之时，在市区的街头巷尾主动搭讪流浪歌手，和他们聊天，试图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下雅安流浪歌手的生存状况。
　　雅安的流浪歌手目前主要集中在市区滨江路、啤酒屋等餐饮业比较集中的地段。其中，有些人卖唱地点相对固定，有些人则经常换地方；有些人打算长期这样生活，有些人则是临 时谋生，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立马就会离开。
　　这些歌手的素质自然是参差不齐的。其中有些人几乎不会乐器，也不识乐谱，甚至唱歌走调；而另一些人有一定音乐水平，有在酒吧唱歌或者舞台演出的经验。好几位流浪歌手告 诉记者：据他们估计，在雅安市区，像他们这样的歌手最多的时候大概有20人左右，冬季相对要少得多，像现在这个时节，累计起来还不到10人。
　　这些流浪歌手多数来自外地，尤以邻近地市的歌手居多，年龄几乎都在30岁以下。偶尔也有年龄较大的，去年夏天，记者就曾经邂逅了一个40多岁的男歌手，长得酷似腾格 尔，萨克斯吹得棒极了。在这个圈子里极少能看到女歌手，绝大多数是男的。
　　很多街头歌手以前在酒吧唱歌，后来由于生意不景气，出于生计考虑走上街头。记者遇到的处境差的流浪歌手，一个月只有几百元收入，而处境比较好的歌手组合一天就能有百把 元的收入。
　　用他们的话说，这个工作和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不稳定的收入，固定的房租，简单的生活。”
　　流浪歌手的出现，受到不少人的喜爱。在采访中，对这些流浪歌手，许多行人表现得很宽容，他们表示：“流浪歌手的歌虽然是为付钱之人而唱，可半径10米之内皆听众，很饱 耳福，有些歌也相当感人。聚会之时，点几首适宜的歌曲，既营造了气氛，又助推了情谊，实为当前一种健康的消费方式。”
　　同样也不乏埋怨之言：“为了自己能多挣钱，深夜十一二点钟都还在唱，要想想是否对他人的正常生活产生了妨碍。”
　　歌者心事
　　倾诉者：阿木男凉山州人
　　不知道是社会改变了人，还是人改变了这个社会。
　　我初中毕业后就踏入了社会，心怀大梦想。可现实真的很残酷，会让你变得不再单纯，不再天真，会让你变得不真实，一次次地受到伤害之后，都会变得要刻意去伪装自己，伪装 自己的开心，隐藏自己的痛苦，每天都带着自己的面具，“笑”对周围的事物。
　　记得刚到雅安的的一夜，我背着吉他，兴冲冲地来到一个酒楼的门口，服务生愣着不让进，我就和他吵了起来，后来引来了酒楼的经理，一个剃光头的中年男子，二话不说，迎着 我的胸脯就是一拳，我没有觉得疼，只是觉得自己被打懵了，“寡不敌众”，我逃回了住处。
　　那一夜，我想了许多，我知道，我的江湖生活开始了，第二天黄昏，我照样背着吉他出了门，来到一处卖“串串香”的小摊，敞开嗓子一连唱了好几首彝语歌曲，一时间围了好多 的人，虽然没有掌声，没有舞台，没有鲜花，但我非常振奋。
　　再过一个月我就满22岁了，等攒够了足够的钱，我就回老家娶媳妇儿，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如刀让我伤痛。
　　记者观察：寒冷的夜，街边行人寥寥，沿江一烧烤店里，传出了急促且高亢的吉他声。走近,声音变得清晰，模样变得清楚：正是阿木。声音很嘶哑，他用力地唱着、弹着。
　　听着，记者的心仿佛又找到了相同的频率，得到了灵魂的共鸣，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时代，听得出他的无奈，听得出他的沧桑，也听得到他对社会的不满与低头，或许阿木也 是在唱歌的时候才是他真正的自己吧！
　　天很黑，风很冷，雨很冰，旅程无尽，如此漫长，阿木，一路走好……
　　倾诉者：方哥男安徽人
　　雅安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没有现代化都市的那种繁华，颇有水乡小城的那种古朴情怀，水墨上里我一个月去三次。
　　我的生活里注定是这样的平平静静，一把电吉他就是我的全部。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大一点儿的城市？我笑得很诡秘：因为流浪的歌手也有歇脚的时候——那就是当你爱上这个地方的时候。
　　记者观察：在一酒桌旁，方哥开始歌唱，随着指尖的拨动，音符混杂着他的低沉飘出一种叫音乐的感觉，这应该是他的原创吧？脏乱的头发有点儿长，掩住了他的额头，零零碎碎 地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只管低头轻唱，偶尔轻甩一下头部，好使遮眼的碎发躲一边去。
　　3月11日那天，从夜8点到开始，方哥的脚步不曾停歇过。到夜11点时，记者辞别方哥，身后，方哥的脚步依旧，歌声依旧，风景依旧……
　　倾诉者：蒲姐女雅安人刘生男乐山人（这里之所以把刘生和蒲姐并举，只因他们是一个组合。）
　　蒲姐：其实，流浪歌手只是我的身份之一。
　　在皮革厂的时候，我就是文艺活跃分子，下岗之后，迫于生活压力，走上了“卖唱”这个行业。
　　曾经错失了一次很好的机遇，2000年，我报名参加“全国推新人大赛”，获得了陕西省十优歌手的称号，并拥有了去北京参加决赛的资格，当一听到参赛费用是5000元 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放弃了——那个时候，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要是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贷款也要一搏呀！
　　在这个圈子里混得时间长了，碰到一些不喜欢的听众，也是常事，所以遇到不尊重的过路人也是正常。我用歌声，用劳动获取报酬是光荣的，卖唱并不是请求施舍——即使施舍也 没什么错，歌手也要吃饭的，只要喜欢他的歌声就不是施舍了。那些大明星其实也是在被施舍，不同的空间和方式而已。
　　刘生：歌曲有价，而歌者的尊严和信仰是无价的。
　　记者观察：3月13日，晚8点。记者在啤酒屋2号和3号的交界处候来了两位。蒲姐告诉记者，到现在还没开张哩。
　　记者随行，在一生意火爆的“连锅汤”店门口，蒲姐走了进去，主动招徕主顾；刘生润了下嗓子，在门口自弹自唱起来——这是刘生自创的歌曲，屋子里懂道的食客带头鼓起了 掌，连呼“唱得好”，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要求点歌。
　　继续行走，一路上，刘生和记者聊了许多。他说等有了条件将制作自己的音像制品，把自己创作的歌曲录碟出售。
　　蒲姐插话说：“刘生创作的歌曲很受人喜欢的，前不久《新城市周刊》邹记者还将他写的歌串成一篇文章呢。”
　　“那个邹记者倒是很欣赏我写的歌。”刘生笑了，脸上自豪的表情不是装出来的。
　　走到啤酒屋的尽头，依然没有上生意。刘生一声叹息：“上个月在海南，每天很轻松地挣个几百元，这边却是这般光景。
　　“咋不在海南那边多呆一段时间呢？”记者问。
　　刘生这下倒腼腆起来，缄口不语了。
　　策划：李国斌图片：李依凡文字：记者陈显波实习生陆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