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的生存环境
　　那么，古已有之的大熊猫，在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是以什么面目，何时出现的呢？
　　我们用这几十年对大熊猫生存、演化进程的最新科究成果，先来了解大熊猫的生存环境。
　　胡锦矗、刘天成、何光昕等老一辈的大熊猫研究专家，1990年合著了一本《熊猫的风采》，对普及熊猫知识影响很大。
　　这里引录《熊猫的风采》中一段论述“熊猫的过去”的资料。
　　“到了晚更新世（2.5万—1万年前），她们已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可是到了旧石器时代之末或新石器时代之初，即距今约一万年以前，她们的分布区域不仅开始缩小，其 数量也逐渐减少，开始走下坡路，进入到历史上的衰退期。人类的进步和文明，促使了她们愈益珍贵稀有，劫余而成遗老。”
　　“在长期自然选择中，熊猫的现代分布，经历了漫长的衰败不振，残存下来的遗老适应了四川盆地和陕南汉中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亚热带山地。这里山高谷深，纵横交错，地形 和气候都十分复杂，人烟稀少，整个现代分布呈一个不连续的弧形。”
　　最近，浙江大学方盛国教授在《哪里的大熊猫最美？》中说：
　　“大熊猫分布的六个山系彼此互不相连。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秦岭与岷山和邛崃山系之间的分隔时间约12000年”。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冯祚建研究员，在其新作《大熊猫的伴生动物》一文中说：“以北方的北京周口店为例，它是目前发现大熊猫化石地点的最北界，化石年代大约距今37万 —30万年，属中更新世中后期。”“在晚更新世的分布区域明显缩小了，惟一的北方化石地点是在山西平陆县城关乡的蒿店村。”“待至距今1万—2万年的全新世”，“为什么现 在华南地区再也没有发现大熊猫的生存呢？”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研究员的新作《大熊猫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中说，根据至今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成果，“华北地区在北京周口店及山西平陆分别有一个分布点，东 北地区迄今无大熊猫化石的分布记录。”
　　以上各位熊猫科研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阐述了一个事实，在距今4000—1万年以前，已进入衰退期的大熊猫，被孑遗在四川、陕西汉中一带互相孤立的西部山系 中，高山深谷，森林瘴气把它们与人类相隔，过着孤独的生活。此时的人类文明，还在新石器时代，文字还没有产生。此后，它们也很难进入人类的视野，只与当地土著为邻，几乎是 默默无闻地生息繁衍。雅安是野生大熊猫最富集的地区，是大熊猫模式标本的发现地。西康地区文史和汉语言文学专家曹宏先生，独立为乾隆四年编写的《雅州府志》作了注释。他 说，《雅州府志》中无貔貅或大熊猫相关的记载。
　　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光美最近写了一篇回忆录《秦岭大熊猫的发现——一段尘封的历史》，讲述1960年5月，北师大生物、地理学系的师生近百人，到秦岭南麓 考察动植物。从同在考察的陕西省生物研究所和西北大学等同行处得知，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有关大熊猫分布的证据。5月28日，在三官庙一个很小的供销社收购点，作者从购进的 兽皮中检索到一张新鲜熊猫皮，“我意识到这个皮张的重要性”。“1964年，我国兽类学奠基人、著名兽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寿振黄教授在与别人闲谈时，偶然听说 北京师范大学藏有在秦岭采到的大熊猫标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郑院士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1960年，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对秦岭是否有熊猫持怀疑态度，试图寻找 证据。秦岭与四川相比，离千年古都咸阳、长安、洛阳近多了，如果驺虞、貘、貔貅是兴盛的熊猫大家族成员，那就不会被现代文明把秦岭发现熊猫视为“重要的科学发现”了。
　　考古发现中的大熊猫
　　现代国学大师、考古学家王国维先生（1877－1927年）说过一句话，考古要文献与实证相结合。在中国，他是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影响深远。
　　冯祚建、魏辅文先生论证，北京周口店、山西平陆有熊猫是几十万年前的事，东北地区无熊猫实证。这会给醉心于把“其追其貊”、“献其貔皮”、“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 之白熊”、“貔……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豾”作熊猫解说的论者予一个科学提示，仅在旧文献中查依据是不行的。我想，如果上述科学家的研究、考察成果能成立，那么如下观点就能成 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华夏文明以来（约4000年左右），熊罴貔貅虎豹，龙凤麒麟驺虞，风风火火地同人类共兴衰。而熊猫作为竹林隐士，怡然自得，浪迹深沟峡谷，淡出人类视 野，偶尔露峥嵘。
　　如果我们赞同王国维先生的观点，用实证以证明古文献，从考古发掘通报的材料看，以下资料可以采信。
　　2001年，湖北省的考古人员在三峡地区的秭归县官庄坪遗址，发现一处以大熊猫为殉葬品的墓葬，约距今4000年前，在夏朝的中期，史称半信史时代。《史记》所载的这 部分内容，相当部分是推测加神化整理。
　　1984年，在西安附近的白鹿原汉陵墓里，出土了西汉文帝（公元前180年）的母亲薄太后（薄姬）的陵墓，内有殉葬的大熊猫头骨、牙齿。从葬品分析，熊猫是作为薄太后 的宠物。考古学家证明，它既不是“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的貘，也不是“尾长于身”的驺虞和凶猛的貔貅。
　　至今，我们查证到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史，熊猫同人类紧密联系的实证，就是这少得可怜的几例。各地发现的熊猫化石记载，那是史前文明很久的事，不在“大熊猫古名新论”的 采信范围。
　　史料记载中的大熊猫
　　在史志中，把大熊猫列入皇家文献记录的，还有两件叙述。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夺位以后，在丹霄殿宴请有功之臣，对其中的薛万彻等十余人赐貘皮为赏。此事记于《旧唐书·薛万彻传》，当今一些学者常予引录，说唐太宗把大 熊猫皮作为珍贵之物赐群臣。笔者不采此说，理由是：这段史料取自《古今图书集成》的“貘部纪事”，而与之相邻的“貘部艺文”中收录的是白居易的“貘屏赞并序”，这说明唐太 宗赏赐的是“象鼻犀目”、“寝其皮辟瘟，图其形辟邪”的貘皮，非熊猫皮。
　　《日本皇家年鉴》记载，公元685年10月22日，唐代女皇武则天将一对白熊活体及70张毛皮作为大唐国礼，送给日本天武天皇。这一泊来的东洋史料，十分珍贵。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1908—1970年），在其所写的《资治通鉴介绍》中说，“《通鉴》所采用的史料，今天还保存的与佚失的大约各一半”，“可惜唐朝这 一代的实录，一点都没有留下来，五代的实录现在也看不见了”。唐王朝于公元907年亡，司马光从1070年起写《资治通鉴》，他有可能看到一些唐实录。现在我们看不到实 录，但认真分析《日本皇家年鉴》的史记，很有韵味。
　　公元685年，是唐垂拱元年，也正是武则天主政初始，对外悦人树已，是一种国策，所以给日本天武天皇送厚礼，是情理中的事。唐代中国强大繁荣，中日邦交鼎盛，日本对从 中国引进的东西，诸如漆器、佛经、茶具等，精心保存至今。对唐王朝赠送之物，更是载入典籍，这就不难理解《皇家年鉴》记载的真实性了。
　　日本是产熊、多熊之国，唐王朝不会送相似之物。送什么呢？送日本没有的大熊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记载的是“白熊一对”。当时，中国文化中对驺虞、貘、貔貅的认识传 播，已相当普及。在知识界和官场，包括日本皇室，读《史记》知貔貅、读司马相如的汉赋知驺虞、貘和貔貅……武则天不会把驺虞、貘、貔貅误认为白熊送人，日本皇室更不会把唐 王朝赠送的国礼“驺虞”或“貘”或“貔貅”翻译成“白熊”载入史册。合理的解释是，熊猫历来珍稀，古时无记载也无名称，武则天把这罕见奇兽赠日本，就依其形态特征，叫它白 熊，日本就以“白熊”之名记入史册。
　　大熊猫的古名称
　　那么，怎样认识和理解大熊猫的古名称呢？
　　“三说”来自古文献，但确凿的古文献证明，驺虞、貘、不是大熊猫的古名，传说中的这两种动物也不是大熊猫。
　　经过长期、认真的校勘考核，请教专家学者，我把貔貅分为“前、后貔貅说”，其时间断代为清康熙。此说能否成立，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康熙时代以前的貔貅，是典籍公认的猛兽，那么猛兽貔貅为“前貔貅说”，这时指的貔貅不是大熊猫的古名。
　　“后貔貅说”，是非猛兽貔貅，特指大熊猫，有《陇蜀馀闻》和《峨眉山志》为证。
　　《陇蜀馀闻》作者王士祯，号阮亭，山东新城（今山东垣台）人，家世为济南望族。王士祯於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康熙三年（1644年）任京官，历任翰林院 侍读，至刑部尚书等官职。后因审案失误被罢官，归山东故里，1711年卒，年七十八岁。他是康熙时有名的诗人，与另一著名诗人朱彝尊齐名，有“南朱北王”之称。王氏好游历 好写作，著述丰颖。除诗集外，还有《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陇蜀馀闻》中关于貔貅的记述全文是：
　　“貔貅产峨眉，自木皮殿以上，林木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厐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其声似念陀佛，非猛兽也。予按《毛诗》陆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执 夷，一名白狐，辽东人谓之白罴，与此差异。”
　　今人引典时，也常以此为据，但是只引了一半，从“予按”以后未予采用，因而遗失了重要信息，作出误判。
　　王氏这段记载，十分明确地作出了两个判断：一是峨眉山产的貔貅，“非猛兽也”；二是隋唐时陆德明注《毛诗》时讲的：“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罴”的貔貅 是猛兽，同峨眉山的貔貅不是一回事，“与此差异”！这里指的貔貅，有地点，有形态特征，有性格生理描述，无神异传说色彩，给人以可信感。这也是关于貔貅非猛兽的首次记载， 出自名家之手。同样，康熙年版的《峨眉山志》在记载所产兽类时，有一段叙述：
　　“貔貅，自木皮殿以上，林间有之。形类犬，黄质白章，厐赘迟钝，见人不惊，群犬常侮之。声訇訇，似念陀佛陀佛。能援树，食杉松颠并实。夜卧高篱上。古老传：名皮裘，纪 游者易以貔貅。此兽却不猛。两存以备考。”
　　此《志》和王氏所《闻》，互为印证，珠联璧和，堪称绝对。
　　同大熊猫相比，《志》中除食物有差异外，其它基本一致。不排除古人见熊猫爬在杉松树上休息，就误以为它在吃树尖或果实，因而误记，而它在竹丛中寻食时，掩蔽之中反而观 察不到。
　　《志》中也说得清楚，“此兽却不猛”，非猛兽也，所以“群犬常侮之”。
　　这是一种什么动物？“古老传：名皮裘”，即生存很久远了，本地俚语称为“皮裘”，外人少知，文献也无“皮裘”记载。
　　大熊猫的新名字
　　怎么冒出的一个新名字呢？是“纪游者易以貔貅”！这句话，画龙点睛，解开了半个世纪的“貔貅说”之谜。“貔貅”是怎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的呢？是“纪游者”，即来峨眉山 烧香拜佛或舞文弄墨的人，看到皮裘，竟听到它在念陀佛经，不知为何物，就把神化勇猛的“貔貅”名戴到了皮裘的头上，所以叫“纪游者易以貔貅”。“易以”，张冠李戴，“貔” 帽“皮”戴，这就给皮裘定新名了。但编志者也觉得有矛盾，特注明一句“此兽却不猛”，以与传统猛兽貔貅作区别。这就同在北京的王士祯写“非猛兽也”、“与此差异”形成呼 应，异曲同工。
　　《辞源》1987年10月版“貔貅”条目，在引证了猛兽名、旌旗名之后，引用了《陇蜀馀闻》中“予按”前的部分，作出“或谓即熊猫”的判断。这或许就是周作人先生所讲 编《辞源》的傅运森先生对我说过，“古时候所谓貔貅大概便是指这动物”。笔者认为，这个“古时候”如果指康熙以前，那么貔貅不可能是熊猫，而是另一种猛兽。如果是指康熙以 前的“古时候”，非猛兽的貔貅是熊猫，我赞同此说。
　　今研究者还广为引用王士祯另一本著作《香祖笔记》中的一段话来印证“貔貅说”。“峨眉瓦屋山出貔貅，常诵佛号。予《陇蜀馀闻》载之。雅州傅良选进士云，其乡蔡山多貔 貅，其状如黄牛犊，性食虎豹而驯于人，常至僧舍索食。”所提傅良选是今雅安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工书法，官至广湖武昌道按察使（正三品），被当时评为清 官第一。
　　雅安是大熊猫的故乡。《香祖笔记》是王士祯被罢官在七十岁以后的著作，这里论及貔貅时，他把壮年时写《陇蜀馀闻》中介绍瓦屋山的一种兽，“角端，产瓦屋山，不伤人，惟 食虎豹，山僧恒养之”捆到一块算成雅安蔡山貔貅，这就变成大熊猫是吃虎豹的了！蔡山和瓦屋山（今眉山市洪雅县）相距百余里。因此，在“后貔貅说”中，不采《香祖笔记》之 论。
　　揭开谜底
　　大熊猫古名之谜，是名副其实的千古之谜。
　　谜底就在清康熙版《峨眉山志》。在涉猎、研究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志编委、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乐山市图书馆、峨眉山文物管理局、《雅州府志》的相关资 料后，从历史中走出一个人物——胡世安。他万万没有想到，三百年前，他的一段七十六字（无句逗）的记述，解开了数以亿计的熊猫喜爱者的心头之谜。
　　胡世安，生于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卒于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井研县人，号菊潭。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官至少詹事。清顺治初，授原官职， 曾任礼部尚书。顺治十五年(1658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康熙初，授秘书院大学士、兼太子太傅。
　　他的家乡离峨眉山百余里。此人神思敏捷、文采斐扬，又好登奇山寻异物。他曾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启四年（1624年）、崇祯十二年（1639），前后 长达二十年的时段内，三次登峨眉山，寻奇揽胜，探微访著，然后写下《译峨籁》一书，记述峨眉山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神秘异趣。
　　清初大学士陈之遴（1605—1667年），是崇祯十年科举第二名（榜眼），在为《译峨籁》作的序中评价说：“今千有余年，菊潭先生以蜀产起而志之，其文迩而指远…… 至于隐逸之已事，神仙佛道之陈迹，下而虫兽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无不书。顾陈子读而感之。”此外，还有太傅大学士金之俊、大学士陈名夏、礼部尚书王铎、翰林学士陈具 庆、胡统虞先后为《译峨籁》作序，把胡世安的文采同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相提并论，足见《译峨籁》在当时的影响和魅力。
　　由于蜀道之难，数千年来，登峨眉，述峨眉的相对较少，外界视为神秘之地。后人评价说，过去曾有的志书早已佚亡，现在“峨眉山有志，始于《译峨籁》。”
　　序中有一句话十分重要，“下而虫兽草木之殊怪，而莫能名者，无不书，”让陈之遴读后感慨不已。那些极其特殊怪异的“殊怪”，连名字都没有，可是胡先生“无不书”，那就 得取名字才能记载下来。不知胡先生给多少“殊怪”起了名字，但可以断定，他给熊猫起了名字。《译峨籁·方物纪》载“貔貅”条目，仅比康熙版《峨眉山志》的“貔貅”条目少 “陀佛”二字，其余一字不错，可谓天衣无缝。
　　凭什么判断是胡世安命名？关键在后面这句话，“古老传：名皮裘，纪游者易以貔貅”。峨眉山高大险峻，古时外人去得很少。熊猫畏人，闻声远遁，要见其尊容很难。“皮裘” 是一种不为外人所知的地方“殊怪”，“声訇訇（hong），似念陀佛陀佛”，这是从未见过的怪物。于是“纪游者”就给它另外取了个名字，叫貔貅。
　　“纪游者”是谁？笔者分析有两种，一是来旅游的有文化修养的游客，但依当时的自然、道路条件，他们很难看到皮裘。另一种，那就是胡世安先生本人，他在前后二十年时间， 三上峨眉，就是为了写《译峨籁》，把峨眉山介绍出去的“纪游者”。
　　为何偏偏取名貔貅
　　为什么偏偏要取名“貔貅”？因为它“黄质白章”同古籍中貔貅的外貌相似。这种黑白相间同道家阴阳和谐的色彩基本一致，很有神秘感，峨眉山也是佛道共存的仙山。“厐赘迟 钝”可以理解成肥肥胖胖、动作憨态，逗人喜欢。来取个什么名呢？那就叫大家都熟悉的“貔貅”吧！因为“皮裘”同“貔貅”的读音也很相近。为了不让读者产生误解，特地注明 “此兽却不猛”。舞文弄墨的胡先生还留下一个悬念“两存以备考”，看你是喜欢喊“皮裘”，还是愿意喊“貔貅”。这里的“莫能名者”，可以理解成或没有名，或诘屈聱牙难以上 口、难以理解的名字。“皮裘”就是让外地人难以理解的俚名。
　　笔者据上分析认为，胡世安这位纪游者，给“莫能名”的皮裘，换了个貔貅的美名。在这里，他甩掉了吃铁、糞为兵器、日行数百里的神话色彩，给人以一个真实可信的貔貅。
　　胡先生在《译峨籁·卷七·方物纪》中写道：“按峨眉物产，尚不止此，别纪互见及他山所同者，不具录。”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的独具慧眼和与众不同的大气。在其他人的纪 游、纪事性文章中已有介绍的，一概不收录；其他名胜大山有相同者，也一律不记载。这要体现一个人的博学多才和足够自信。胡先生在《译峨籁自序》中说，“人具手眼，领略各 殊”，道出了他特立独行的风范。
　　在《译峨籁·方物纪》中，一共收集了三十二种峨眉山特有之物，其中鸟类十种、鼠一种、昆虫一种、植物十九种，大型哺乳类一种（即貔貅）。而峨眉山常见的猴子，一种也不 录。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它在峨眉仙山中！
　　要证实此貔貅即大熊猫，文中还有特定生存环境为证。“自木皮殿以上，林间有之”。查《峨眉山图志》清光绪版和新旧峨眉山志书，木皮殿是因为殿舍覆木皮而得名。在清中后 期称大乘寺，与有名的化城寺故址相邻，也有称为化成寺的。
　　木皮殿比洗象池高，和雷洞坪差不多在同一海拔高度，即2300公尺左右，距峨眉金顶700公尺。殿周围茂林丰竹。胡世安专有一文“志竹变”，记载“峨眉山竹品甚繁”。 “木皮殿以上”，绵延开去，就是瓦屋山和雅安蒙山、夹金山了，这些地方，是现代公认的大熊猫栖息地。而古文献记载的驺虞、貘和前貔貅，从未出现在海拔2300公尺以上、且 竹类丰盛的地方。胡先生关于木皮殿地名的特指，为一般研究者所忽略，他就把罗愿《尔雅翼·释兽》中的“貘，今蜀人云峨眉山多有之”巧妙地区别开来，再加上“此兽却不猛”的 品性描述，前、后貔貅说，泾谓分明。
　　木皮殿（大乘寺）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冬毁于火，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再遭火灾，今已无存。
　　胡世安的《译峨籁》在明末写完，清初出版。三十年后，康熙年间太史蒋超（字虎臣、1624—1673年）撰《峨眉山志》的史料，以胡著为底本，因种种原因，蒋稿未能付 梓，藏于可闻禅师处。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任中议大夫，分巡建昌道按察司副史曹熙衡，以官方之力，在蒋虎臣增修稿的基础上，“重加修饰，分条析项，淆讹者正 之，紊乱者清之”（《峨眉山志自序·清·曹熙衡》）。也就是说，从菊潭第一次考察峨眉山（1619年），到曹先生出书历经近七十年，三人易手，但是皮裘易名貔貅之新论始终 不变。
　　我在书海上下求索，最后得以在《译峨籁》中寻到钥匙。胡先生自序说：“题曰《译峨籁》，盖一家言也。”这是他深刻认识峨眉山后所发出的声音。
　　其实，今人的驺虞说、貘说、貔貅说，是自乱阵脚五十年。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把事情说清楚了，他在《司马相如传》的“子虚赋”、“上林赋”、“封禅书”中，分别出 现了驺虞、貘、貔貅三种野兽，以太史公和司马赋仙的眼力与文采，不会分不清这是三种动物还是一种动物吧？可是今人附会蔓延，让人如坠云烟，问题出在读书不细和人云亦云之 弊，是为诫！
　　周建人先生说貔貅大概便是指大熊猫，“不妨记一笔”的游戏之言，惹出半个世纪的熊猫古名误区，查国外网站的熊猫古名说，更是谬误百出。周先生写《关于熊猫》一文不足 1500字，目的是借认识熊猫来宣传研究自然界时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写得很精彩。借他这篇文章的结尾，作为此文的谢幕辞：
　　“实在研究自然现象，大有助于减少随意武断，和培养实事求是地处理事情的思想和作风。古人看到果蠃（一种细腰蜂）把小青虫捕去，封在泥旁里，遂说是孵育成为己子的。后 来郝懿行（公元1757－1825年）在《尔雅义疏》里，引证实地观察者的话，指出果蠃把小青虫捕去是供幼虫食用的，并非孵育成为己子。郝说，孵育成己子的话是由于‘古人 察物未精，妄为测量’而来。要不妄为测量，唯一的办法就是精于察物；在这里，偷懒取巧，望文生义，强不知以为知，是不会有丝毫帮助的”。
　　“研究自然科学，主要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识，但毫无疑义，也可锻炼思想。”
　　（此文出自《大熊猫文化笔记》书稿）
　　（作者：四川省旅游协会常务会长、客座教授、原雅安市副市长）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王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