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襄楼

□转载自《雅安日报》 作者 萧易

完成雅安高颐阙的调查后，1939年10月22日，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一行乘滑竿前往芦山县。

清晨6：30启程，抵达县城时天色已暗。次日上午，梁思成、刘敦桢拜会了县长宋琅。这位主持编纂民国《芦山县志》的地方官，对当地古建筑与文物了如指掌。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交会的要冲，芦山留存着樊敏碑、汉代石兽、平襄楼、姜公庙等诸多古迹，无声诉说着这座边城的昔日繁华。

碑亭里的东汉太守

辞别宋琅，学社成员立即前往樊敏碑考察。碑存于一座四面透风的瓦房内，巨大的赑屃驮着黝黑的碑身。碑额雕双龙交尾，刻“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十二字。碑身正面以隶书镌刻557字，书法飘逸隽永，康有为曾以“如明月开天，荷花出水”誉之。

碑文追溯了樊敏生平：生于东汉元初六年（119年），幼好学，通诗书六艺，四十岁举孝廉，历任永昌郡长史、宕渠县令等职。母丧丁忧归乡，时值黄巾起义，朝政昏暗，遂隐居不出。后应朝廷征召，任治中、诸部从事，惩奸肃纪，有“吏师”之誉。203年，樊敏逝世，部属将其归葬芦山，立碑刻石，筑阙纪念。

樊敏碑前原有两尊石兽，乡人称为“石马”，当时已半没于水田。梁思成、刘敦桢请人协助挖掘，沉睡两千载的神兽重现天日：体态雄健，身带双翼。此类翼兽形象或与波斯、大夏文化，乃至欧亚流传的“格里芬”神兽有关，折射出汉代蜀地与外界的密切交流。

今日的芦山汉代石刻陈列馆坐落于青衣江畔。仿木结构碑亭中，樊敏碑孑然耸立。馆前广场青苔漫染，樊敏阙静立中央，数尊汉代石兽威猛依旧，列队两旁。

依汉制，官秩二千石以上者可于墓前立阙、树碑、置神道石兽。然而当年营造学社未拍摄樊敏阙，是何缘故？

清末，樊敏墓园渐趋荒废，有石工贪图便利，竟将此千年古阙视作石料场，屡屡凿取阙身石料。不久，古阙轰然倒塌，湮没于荒草丛中。直至20世纪50年代，农民耕作时才发现已碎裂的阙体。后经四川文物保护委员会修缮，左阙得以补全台基、阙身与耳阙；右阙损毁过甚，已难修复。

祠宇中的蜀汉将军

芦山古称“姜城”，相传与三国蜀汉名将姜维有关。城北有安营坝，传为姜维屯兵处；城东龙尾山金井阁，尚有姜维墓遗迹。

历史上，姜维形象充满矛盾：得诸葛亮赏识，继承其志，却难挽蜀汉倾覆。《三国演义》载，诸葛亮计收姜维，喜其才略，致书蒋琬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其人，凉州上士也。”诸葛亮逝世后，姜维任辅汉将军，封平襄侯，后迁卫将军，八次伐魏，胜少负多，加之后主昏聩，宦官擅权，终难有所为。景耀六年（263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直逼成都，后主出降，姜维壮志未酬，以身殉国。

为纪念这位悲情英雄，芦山古城中心建有姜侯祠。祠由牌坊、平襄楼、姜公庙组成。牌坊为木石结构，四柱三间，正面书“汉姜侯祠”，背面题“万古忠良”。据《汉平襄侯祠牌坊记》，此坊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由邑民捐资，县令羊亨撰文。

穿过牌坊，即为平襄楼。楼为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通高约14米。明间悬“汉平襄侯祠”匾，三层檐下挂“姜庆楼”额。学社成员到访时，楼身挂满农家晾晒的豆秆，如披草衣。

殿内，午后阳光透过瓦隙，照亮略显幽暗的空间。补间铺作后尾呈琵琶形挑斡，古意盎然。楼内悬明隆庆戊辰年（1568年）“万古英灵”匾，金柱彩塑盘龙，童子合十踏于龙身。

刘敦桢于正脊檩下发现墨书题记：“维大明正统拾年岁次乙丑……”，即1445年，此为平襄楼建于明代的确证。彩塑盘龙、童子等亦具典型明风。

有学者据《蜀中名胜记》所载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土人祀姜伯约，有庙，额曰平襄”，及建筑结构“尚存宋风”，推测平襄楼或为宋元遗构。

刘敦桢审慎考订，认为虽地处偏远，明代建筑保留宋元余韵实属常见，故仍断代为明——或宋时始建，历经损毁，明代重建。

平襄楼后为姜公庙，面阔三间，重建于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其前后檐补间铺作第二跳后尾起昂，斜上支撑正脊檩，形如“人”字，与峨眉飞来寺明代九蟒殿做法类似。

姜侯祠不仅是祭祀场所，亦是芦山“庆坛”傩戏上演之地。相传八月十五为姜维忌日，民众戴面具，跳傩舞，诵经咒，以驱邪祈福。届时全城彩楼高搭，锣鼓喧天，满城歌舞，盛况持续三日。

长桥上的清代县令

调查途中，学社成员一行途经一座横跨芦水河的百米索桥，桥上行人络绎。时值枯水，河床卵石裸露，刘敦桢特至河滩拍照，细察结构，并于日记中详载：“铁索桥在东门外，悬铁索九条，铺木板其上……两侧各夹以铁索二条，作为扶栏。诸索皆延至两岸，绕于大石磴上……东岸设木架一，西岸设木架二，分全桥为四间。”

不同于都江堰安澜索桥的竹索，此桥以九根铁索横跨两岸，因铁索沉重，于东西岸分设木架支撑，将桥面分为四段，上铺木板，两侧另设铁索为栏。

学社未记桥名。查民国《芦山县志》“津梁”篇，载有罗公桥、西门桥等多座铁索桥。结合刘敦桢“后出南门，转东渡铁索桥，凡三公里半，见东汉末樊敏碑”的行程记录，可推知此桥位于南门以东，距樊敏碑约三点五公里，且规模宏巨，应为东门外之罗公桥。

罗公桥历史见载于康熙《芦山县志》：城东芦水河水势湍急，舟渡常致人溺，县令罗之熊遂捐资建铁索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始建，翌年夏竣工，桥长三十六丈（约115米）、宽四尺。罗之熊为“旗下荫生”，劝民栽桑，修堰建桥，颇有政声。

雍正至光绪年间，罗公桥屡经修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桥头亭阁毁于火灾，四根铁链受损，次年由县长赵万灵主持修复。学社所见，即为修复后之桥。1964年洪水冲毁部分桥墩，1966年7月，罗公桥终毁于洪水，铁链沉没，三百年古桥就此湮没。

太守的石阙碑兽，将军的祠楼庙宇，县令的铁索长桥——芦山虽处西陲，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却与巴蜀大地血脉相连。

结束芦山调查后，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未继续西进，而是返回雅安，转乘竹筏，前往下一站——夹江县。

编后语：

中国营造学社在雅安的考察，是一段穿梭于时光缝隙中的文化苦旅。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以脚步丈量西陲，用镜头与笔墨定格了高颐阙、樊敏碑、平襄楼等珍贵遗存，不仅为蜀地汉唐至明清的建筑脉络留下翔实记录，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民族文化遗产筑起一道精神防线。

雅安，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交汇之地，其石刻、祠庙、桥梁，无不承载着地域与时代的双重记忆。学社的调研，既是对建筑形制的科学梳理，亦是对历史人物、地方信仰与文化交融的深度解读。他们笔下的一石一木、一砖一瓦，不仅是建筑的实体，更是土地与人民情感的寄托。

如今，部分古迹已湮没于岁月长河，而学社当年的记录，却成为后人追溯与复原的重要依据。这段雅安之行，不仅是中国建筑史上一页坚实的注脚，更提醒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