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宋育仁，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她，宋闻琴，隐居雅安50年。她是宋育仁最小的女儿，也是宋育仁唯一健在的子女。

　　说起宋育仁，读过历史的人也许略知一二。他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19世纪后期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宋育仁与雅安有什么关系，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与雅安颇有渊源。雅安人吴之英是宋育仁的同学，他们和廖平、杨锐一起被称为“尊经四杰”。然而，他与雅安的渊源远不止于此。2010年，我们与宋育仁唯一健在的女儿宋闻琴相遇。她隐居雅安50多年，一直默默无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在采访雅安老年人的生活时，结识了89岁的宋闻琴老人，被她的优雅、乐观、知性打动，在深谈中，老人无意间提起自己的父亲宋育仁，于是有了她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故事。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四川富顺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1894年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回国后，参加维新组织“强学会”。1896年，到重庆主持四川商务矿务。设立商务局，兴办洋烛、煤油、煤矿、玻璃、白蜡、卷烟、药材等公司，为四川绅商领袖。1897年，创办了四川历史上第一家爱国杂志《渝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创办的白话报纸之一，树起了维新宣传的旗帜，兴起了四川、重庆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著有《时务论》《采风记》等著作。其墓在成都市锦江区幸福梅林，有其故居东山草堂。

　　宋育仁1876年被张之洞赏识，与雅安吴之英、井研廖平、绵竹杨锐等一起进入尊经书院，后来四人被称为尊经书院四杰。

　　东山草堂

　　严父的家国情怀

　　我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七八岁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父亲一共娶了四位夫人，我妈妈是第四位夫人，姓张。我有六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一个，我的大哥大我三十岁。

　　在我的记忆中，幼年时在东山草堂的生活是最快乐的。

　　东山草堂在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是父亲归隐后修建的庭院，他在这里教育子女，继续关注国家大事，著书立说。那时候我只有几岁，可以在家里自由出入，经常喝到父亲才能喝的牛奶。

　　从我记事起，爸爸就很老了、个子很小，我遗传了他的小个子。我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是，他是一个老夫子，很严厉。每天上午和晚上，他要召集全家人训话，哥哥姐姐必须站成一排，背着手，听他训话。我小，也不知道他讲啥子，大家都怕他。晚上他还要喝酒，一家人都站在那里，等他喝完了，讲完了，才可以离开。我却可以不讲“规矩”，在他讲话的时候到处乱跑，很自由。

　　父亲基本上没有带过我，管过我，都是妈妈带，所以对他的印象就剩下“严厉”。我总觉得他不大过问我们，一半时间住在乡下的草堂，一半时间在住在城里的锦江街。

　　我三岁开始读书，念三字经，是哥哥们教我的。

　　记得有一年，在东山草堂，草堂和周围的老乡都挂起灯笼，我们这些娃娃提起兔儿灯到处走，还自己糊烟花，火炮放得很响。记得好多亲戚都来，住在草堂，还有一些是爸爸的学生。我特别喜欢那种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回想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时候，只要看见家里人开始拉起白布单，铺桌子，就知道爸爸要请客了。当时妈妈告诉我，来的都是省里的军政官员，据说还有省主席、军长那些“大官”。我们才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请客就有好吃的了，点心、花生、水果糖等应有尽有，吃安逸。

　　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我10岁的时候，爸爸走了，那年他74岁。虽然内心很悲伤，但是由于和爸爸单独交流不多，谈不上有太深的感情。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后事办得很隆重，挽联摆满了院坝，时间长达一个月，天天都有达官贵人前来和父亲告别，天天都有和尚、道士念经，以至于好多经我都会念了。父亲过世后，就葬在东山。

　　我和父亲就这样分别了，和父亲再次“见面”，竟然是78年后。

　　辗转东西

　　乱世漫漫求学路

　　爸爸走了，我们的家也散了。

　　其实好多家庭的变迁都像这样，船长去了，飘摇在大海中的船就会失去方向，随即淹没在茫茫无边的汪洋中，我们家也不例外。

　　记得在我六岁的时候，爸爸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勒令北京经商的大哥回家，接管这个大家庭。

　　父亲在北京当过大官，也办过报纸，创办过四川最早的企业，是真正的官员和实业家，名头很响，在当时四川，乃至中国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然而，后来我才知道，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国家大事上，放在了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在外面名气大，结交的达官贵人也多，但是家里是空架子，寅吃卯粮的时候多。他健在时，大多时候是靠省里那些官员，包括军阀赞助接济才勉强维持大家庭的运行。

　　他一走，空架子就垮了。虽然大哥接手管理家庭多年，但是没有收入来源的大家庭还是四分五裂了。分家了，妈妈和我没有收入，只好投靠三哥，艰难度日。

　　我14岁那年，三哥带我到他做生意的重庆读小学，原来只在家读过四书五经，突然进入新式学堂，好多东西都很陌生。刚开始学起来有点吃力。但我一旦进入学习状态，会立马跟上。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三哥只好带我回成都。我先后在中华女中、建国中学读书，一直读到19岁。后来父亲的一个学生帮我找了一个法院的临时工作，搞统计。一边上班，哥哥又送我到川大读夜校，学的是法律，但是读了一年就放弃了。

　　回想起来，我的求学路还是很曲折的，乱世哪有安静的书桌？但是不管咋样，在那个时代我还算幸运的，读了一些书，这对我今后的人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家总把我当成知识分子使用、看待。

　　17岁时，我和我先生认识了，他也在我打零工的法院工作，是个书记员，我们耍了好多年的朋友，由于没有钱，一直结不了婚。到了1948年，我都27岁了，我们才结婚。（在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结婚已经算很大龄了。）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我艰难度过了解放前的18年。

　　奔波川西

　　单位换了好几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的生活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当时，在旧政权机构工作的人要通过甄别，选用留用一些，好多都被清退。我的丈夫留用了，我则被清退。

　　于是，我到处打零工。1950年，我考上了成都财经学院干部训练班，学的是保险。当时除了学习，还要背书（交代家庭历史问题），我和妈妈被定为“破落官僚地主”成分。从这时起，我就一直隐瞒自己的身份，没人知道我是宋育仁的女儿，我一心想做一个平凡的人。

　　我以一个城市普通女性的身份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和人生。

　　1951年毕业，家庭背景交代也差不多了，我被分到什邡人民银行，随后被派到广汉去创办保险公司。我们一起去的三个人，一个主任、一个会计、一个出纳，就我是女的。当年也没啥值得保险的，主要就是为耕牛办保险。

　　在此期间，我多次被派到各种学习班学习政治。到保险公司工作不久，我又被分到什邡县粮食局，就这样一直干到1956年。

　　我这个人思维有点乱，他们却叫我管粮票。什邡全县的粮票都归我管，有一次数目凑不齐，粮食局的同事和我一起清理，把所有粮票放在地上，大家席地而坐，整了几个通宵才理清楚。

　　1956年，我回到了成都，是以照顾夫妻分居的名义调回来的。工作单位是成都百货批发站，头儿知道我有点文化，就喊我当会计。我的任务是写简报，把我们批发站的业务进展情况报告给有关上级单位。日子过得很轻松。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我先生由于在旧政权的高等法院干过，被定为右派，随即下放到了雅安草坝的香花社，几个月后，我也随爱人到了香花。

　　从此，我再也没离开过雅安，雅安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与家族失去了联系。

　　落根雅安

　　历经艰难终平静

　　雅安香花是一个很美的丘陵地区，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和全国其他乡村一样，还很贫穷。

　　我的爱人大多时候并没有在香花，他属于被管制对象，我都不晓得他在哪里强制劳动，当时听人说在雅安县沙坪乡挖煤。我到村里也没人安排做事，因为我不是右派。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做点事情，就主动跟老乡到地里去背粪，下田栽秧。

　　当时，公社开始食堂化。老乡知道我读过书，社里给了我一元钱，叫我在社里办幼儿园。我就用一元钱去买糖，把那些娃娃哄着不闹。我的孩子只有七八岁，但到现在，我女儿都还经常向我提起当时我管幼儿园的事情。在她记忆里，我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那些孩子，有时屎尿都糊在身上。我唯一的女儿都是我妈妈带大的，我没有好好带过女儿。

　　不久后，大炼钢铁开始了，我自告奋勇跟到男人们一起跑到荥经的大山里去烧木炭、炼钢铁。干劲很大，觉得为共产主义使一把劲，出一份力是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且迫切地盼望美好的共产主义早点来到，人人都过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幸福生活。我在大相岭的盘上路上洒下了多少汗水，自己都数不清了。

　　就在我希望在香花干好社会主义的时候，地委通知我回雅安，要我到雅安云母厂上班。那是1958年下半年，我在厂里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77年退休。

　　我这个人受到传统教育影响大，做人太认真，也天真，认死理，不讲情面。我女儿到现在还在批评我，说我太直了，不晓得圆滑一点，得罪了很多人。我在云母厂当过会计、干部，也下派到车间当过工人。

　　我女儿现在还记得一件事，我当保管的时候，厂长来领灯泡，想要个瓦数大点的，我按照规定发放瓦数小的。厂长说能不能换成大的，我死活不答应。我女儿都看不惯，说人家是厂长，要好大的，你就给好大的，何必计较。但是我就是这样不会转弯。

　　1977年我退休了，在雅安这座小城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我内心深处，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我远去的父亲，还有失散多年的哥哥姐姐们以及他们的后人。

　　这样的思念和等待竟然长达32年。

　　认祖归宗

　　亲人原来是伟人

　　我是一个对中国历史不了解的人，对于自己的父亲认识不深，甚至不知道他在四川和中国的地位，只晓得没过世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当过官，当过地主（破落的）。

　　退休几十年来，我一直寻找我父亲的故土——三圣乡东山草堂，也四处打听兄弟姐妹的下落。我没有提过自己父亲是谁，雅安根本没人知道我是宋育仁的女儿，我的兄弟姐妹可能也不敢到处宣扬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一家是天各一方。我一直没有机会给父亲上一炷香，磕一次头。

　　寻找在2008年终于有了结果。

　　2008年12月，宋育仁研讨会在他的老家自贡沿滩区举行。平时我在家里提过爸爸宋育仁的名字，孙女也知道外曾祖的名字。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就告诉了她妈妈和我。我说对的，我的爸爸，你的外曾祖老家就在那里。外孙女一下觉得自己的先辈好伟大，就开始向报纸电视上提到的参会人员打电话求证，并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宋育仁思想评传》的作者。通过四川理工学院的黄宗凯老师等人，我们终于和宋氏家族的后代联系上了。

　　这一刻，我盼了50多年。

　　黄老师他们听说宋育仁在雅安还有一个女儿，也很激动，很快就联系上了我大哥宋闻博的女儿宋元惠，宋元惠一听我的名字，当时就和联系人说，“对头对头，我有一个三嬢叫宋闻琴，小的时候还经常见的，就是50多年没见过了。”随即元惠打来电话。听到电话里头亲人的声音，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侄女把家族的事情一一道来，原来我的哥哥姐姐们已经全部过世，我是我这一代宋家还健在的唯一一个，我不禁感叹岁月无情。在新年里，也就是2009年的前几个月，我们经常与侄儿侄女们联系，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哪怕拼了我88岁的老骨头，爬也要爬到父亲的坟上去给他老人家磕头扫墓。

　　2009年清明节，我坐上了到三圣乡的车子，与故居越来越近，我的心越来越紧张。爸爸，你怪你的女儿吗？我来迟了！

　　伫立在父亲的陵墓前，这里今天叫幸福梅林，我老泪纵横。我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谢谢他给我一生的无尽财富。看当年的东山草堂，今日满目清幽，遥想幸福快乐的童年，好像又回到1930年代，父亲笑貌音容宛在眼前。当年我只晓得他严厉，他古板，他很忙，他顾不上我们，其实他很累，很辛苦，他干的都是大事。

　　东山草堂回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写下了诗句：

　　忆父亲

　　忧国忧民终生苦

　　一腔心血墨未干

　　草堂无痕悲落日

　　耳旁犹闻读书声

　　在这一刻，我终于理解了父亲，懂得了父亲。

　　吴之英后代吴洪武

　　谈宋育仁与吴之英友谊

　　在采访了宋闻琴老人后，记者第一时间将宋育仁有后人在雅安的消息告诉了吴之英的重孙吴洪武，他为曾祖朋友的后人在雅安而感到高兴。

　　吴洪武说，吴之英和宋育仁一直有很深的友情。

　　他们不仅同年出生，同年被选进尊经书院学习，后来还一起工作。在简州通材书院工作时，宋育仁进京参加进士考试，力推吴之英接替自己主持书院工作。宋育仁在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任校长时，吴之英任都讲。回川创办蜀学报，宋育仁任总理，吴之英任主笔。“戊戌变法”失败后，宋育仁赋闲，吴之英回到名山。

　　宋育仁很重感情，1916年，受吴之英之邀，他来到名山车岭镇吴沟升堂拜母。一来会见老友吴之英，二来拜见吴之英之母（宋认其为干妈）。

　　吴洪武自豪地说，宋育仁著作等身，而每本书都力请吴之英为其作序、提名，可见二人情意之深。记者手记

　　宋闻琴印象

　　初识宋闻琴，立刻会被她的热情、乐观、优雅所感染。时隔一个月，再见到这位矍铄的老人，依然那么风度翩翩。

　　那双眼睛好似孩童般，充满了好奇与睿智。

　　不是满头的银丝，额上的老年斑，你不能看出她已89岁高龄。房间简单、整齐，老桌上有台电子琴，很抢眼，键盘有些发黄。

　　这款老式的电子琴陪伴老太很久了。多少年，她也记不清。年轻时，用它来培养音乐细胞，老了，手指更需要运动。

　　写诗、读书、看报纸，老太的生活规律充实。

　　厚厚的一本手抄诗歌，记录了老人每次出行的感受，《祭奠》《忆父亲》《广州行》……文字细腻，笔迹娟秀。

　　老太的笑声更是爽朗，谈话幽默风趣，采访她，更像是在听故事。临走时，老太拉着我的手，突然从嘴里蹦出一句：“我最喜欢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聊天，多来耍哈！”

　　那张笑脸，暖暖的，让人难忘。记者舒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