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已经远去，但苦难童年的阴影，依然在他们心头萦绕。从战争到和平，他们走过了千山万水；而难童的聚会，他们有着千言万语……战争的创痛、曾经的生离死别，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同住一个大院　昔日难童不相识

今年9月18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68周年纪念大会在南京举行。76岁的周金兰不顾年岁已高，不畏车马劳顿，在大女儿陈颖颖的陪同下从雅安出发，不远千里前往参加大会。

这是周金兰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也正是这次聚会，周金兰获悉，在雅安这个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里，还生活有和她一样经历的另外一些难童。

从南京回到雅安，周金兰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和自己一样的难童），并最终与一个叫孟祥波的人取得了联系。

10月6日下午，打开房门的周金兰，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难童孟祥波竟然就是曾和她同住一个大院近20年的老邻居。

“原来是你？！”异口同声的惊喜中，孟祥波和周金兰这两名年逾古稀的老人喜极相拥，老泪纵横。

在笑与泪中，他们彼此开始重新打量对方。

通过孟祥波的联络，冯多娣、李铭两位当年的难童老人当晚也来到周金兰的家中。中秋之夜，四位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50余年的老人，第一次相识相聚，共度一个别样的中秋佳节。

“这次去（南京）见到好多当年的难童伙伴，不容易啊！60多年了，再见故人，这一趟值得！”周金兰感叹。

“从南京回来的路上，同车的另一个难童尧波，托我把一块纪念聚会的手表带给他雅安的保育院同学孟祥波，我这才晓得雅安还有你们。”周金兰说。手抚难童合影，周金兰的记忆重回当年，并讲述起记忆中那段难忘的时光。

1939年，日本飞机在湖南衡阳上空投下炸弹，炸弹带走了周金兰的父亲。体弱多病的母亲独自抚养尚处幼年的姐弟四人。不久之后，母亲也撒手而去。姐弟四人成为战时难童，并随难童院一同撤往广西桂林。

“当时难童院有1500多个儿童，都是战时流离失所的孩子，年龄都在5至12岁之间。”周金兰说。

周金兰是家中长女，当年不过11岁，还肩负照管三个弟、妹的责任。战时全国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难童们每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吃的是发霉的米、面。

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广西，为了躲避敌人，保育院再次往贵州方向转移。没有车，1500名儿童只有用脚走。

在食品、药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加上长途的劳顿，加上随时都会降临的死亡威胁，这一路，300多个孩子失去幼小的生命。1945年日本投降，孩子们再次迁回桂林。

回想当年，周金兰亦悲亦喜。在难童保育院的几度转移中，周金兰眼睛患有夜盲症的大弟曾经掉队；年纪最小的弟弟曾经溺水。然而庆幸的是，最后姐弟四人都活着。

因为难童身份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铭和丈夫吴文学都是难童。

“我们都是冒名顶替的难童。”李铭开始说。

吴文学家在南川，为了生计，吴文学的父亲靠帮人挑水挣回一点劳力钱，母亲帮保育院洗衣服换一点生活费用。由于战乱，9岁的吴文学一直跟随在母亲身边。保育院的孩子们上课，非常想读书的吴文学就常常站在窗外听课。把一切看在眼里的母亲，鼓起勇气向学校提出请求。于是学校让吴文学一边做课间的摇铃小工，一边跟着读书。

当时南川保育院院长是地下党员，保育院大多数教师也是地下党人。吴文学由于人小机灵，又从小受党的培养，从1944年开始，吴文学就开始做地下党的通讯员，经常出入红岩村、白公馆等地来往送信。后来，一名保育生（崔景超）离开了保育院，保育院就把崔景超的名额给了吴文学，让他冒名顶替正式入学。从此，吴文学便成了崔景超。

有一年暑假，吴文学到同学的家中过暑假，认识了合川的李铭，当时由于家贫面临辍学的李铭，一心只想能够读书，而恰好此时保育院保育生王同英回湖北老家去了，于时一向喜欢助人的吴文学，让李铭冒名到校读书。

“当时每天都要查房、点名，因为要清查共产党员。每天只要一到点名时，心脏就咚咚咚地跳，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发现，每天都担惊受怕地过。”年已70多岁的李铭回想当年，仍然身临其境。

也许，正因为有着冒名入学同样的经历，李铭和吴文学，两人的友谊渐渐发展成为爱情。1952年，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吴文学被保送昆明师范学院继续读书，李铭和另几位同学一道来到西康（雅安）从事教育工作。1954年，吴文学学业完成后通过争取也来到雅安。1956年，两人结为夫妻，患难中的爱情故事最终有了结果。2005年8月吴文学因病去世，李铭一直还为两人没能共度金婚而感到遗憾。

缺少母爱　他把老师当母亲

“是谁杀死我们的爹娘，是谁炸毁我们的房屋，是谁抢占我们的土地……”直到今天，76岁的孟祥波还能完整地唱出当年难童保育院院歌。

“人，这一辈子，最不能缺的就是母爱。”孟祥波感叹。孟祥波今年已经76岁，早已儿孙满堂的孟祥波最大的遗憾就是从小缺少母爱。

1937年，母亲把刚到学龄的孟祥波送到湖北枣阳读书。这是孟祥波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入学不久，战火燃到湖北。1938年武汉失守。日本的飞机成天不停地轰炸、扫射。书，无法读了。

父亲把孟祥波和哥哥一道送进了保育院。从此以后，孟祥波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母。

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毁炸，孟祥波和别的难童一起，旱路、水路、牛车、汽车，加上双脚行走，一路从河南一直走到四川重庆，1938年底，又躲进四面大山的南川保育院。

“战争年代烽火连天。保育院一转再转，我现在都还记得张明哲老师带着我们一路躲藏的情景。在我心里，一直把张明哲当成妈妈。”孟祥波一边回忆一边讲述，当“妈妈”二字从他嘴里说出时，泪水沿着他的眼角流出，声音一度哽咽。

“我是在红色摇篮里长大的。当时我们的院长也是地下党员。”孟祥波说，那时生活很苦，但老师就像父母一样亲。在边学习、边劳动中，难童们慢慢地长大。

记者陈鹤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