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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生:“大话”调查数据质量

来源:统计局雅安调查队 发布时间:2017-12-15 17:33 浏览次数: 字体: [ ] 收藏 打印

 经济越发展,统计越重要。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强国,从国际到国内,从政府到民间,中国的调查统计数据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在统计系统曝光率不断攀升的同时,对中国调查统计数据质量的质疑之声也屡见报端,公众的质疑使得中国统计公信力受到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始终坚定“四个自信”,深化统计改革,加快建立现代统计调查体系,将成为今后调查统计事业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课题。 

一、浅析宏观层面对中国调查数据质量的三种误解 

(一)自相矛盾的“国家意志派” 

部分学者基于自身的经验或者目的对中国调查数据质量提出批评,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香港理工大学伍晓鹰等人认为,中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通过国家意志对统计数据进行人为干预。然而这类指责由于犯了“先有结论,后找论据”的错误,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比如,托马斯罗斯基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率要高于8%才能维持每年新增两千万的就业人口,国家统计局需要人为调高GDP增长率,以此来稳定人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行新常态,经济增长率放缓,2016年我国GDP增速为为6.7%,这种主观臆断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而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基金的麦朴思也是“国家意志派”的拥趸,只不过与托马斯罗斯基截然相反,他认为中国为了隐藏自身战略崛起,人为调低了GDP的增长率,以减少自身暴露在美国矛头下的几率。 

上述两种观点自相矛盾,或者在事实面前破产,或者无法自圆其说,然而仍在网络上扩散,流毒甚广。 

(二)统计理念不同带来的数据分歧 

各国的统计理念千差万别,对部分统计指标的解释也不一而同,理应互相理解,互相交流。然而部分国家和学者以自身为“标杆”,对与自己理念不同的统计方式横加指责,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争议,对中国国家调查的声誉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比如,自2014年起,英国调整统计方式,首次把毒品和性产业等“黑色经济”数据纳入统计,“凭空”多出650亿英镑产值,英国由此以28280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越老对手法国;类似的还有德国、荷兰等国。而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则更进一步,各类违法犯罪所得也要交税,并计入GDP核算中去。一些学者以此为理由,对中国的调查数据质量横加指责,认为中国在GDP核算中忽视了大量潜在数据,因此数据质量堪忧。这种指责即无理又粗暴,是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个别国家将“黑色经济”数据纳入统计,绝大多数国家是不赞同这种统计理念的,中国从自身实际出发,坚决打击和杜绝类似的丑恶现象,并无将其纳入统计的必要。 

(三)公众讨论体系下的感情宣泄 

在公众话语环境中,理性讨论往往被情感宣泄所代替,容易沦为“扣帽子、树靶子、打棍子”的口水仗,丧失客观讨论的话语环境。统计数据由于涉及范围广,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加容易引起广泛的关注与争论。由于公众统计基本知识的匮乏,统计数据往往被个人观感所代替,形成个体样本指责整体数据的尴尬局面。 

商务部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说:2006年的东向贸易,中方统计结果是中国向美国出口2034.7亿美元,美方统计结果是美国从中国进口2877.7亿美元。两者差了843亿美元。事实上中方在统计出口的时候没有瞒报的理由;而美方在统计进口的时候也没有多报的理由。尽管中美双方均遵守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制度,误差竟然高达29.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汇率波动、香港出口的单独计算等技术原因。而公众却无法客观理性的在技术层面来探讨问题,只能从自身朴素的情感判断出发,最后在解读中往往就变成简单粗暴的人为造假。 

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近几年热议的“扶不扶”问题。美国的拉塔尼和达内在研究1964年发生的类似事件中,发现了“责任分散效应”;巴格拉斯和琼斯更近一步发现每个人做出消极选择时都存在极力给自己找借口的心理倾向,并将其定义为“自我妨碍”;达内继“责任分散效应”后,又做了“慈善的撒马利亚人”实验,证明现实中大部分喊着口号号召拒绝冷漠帮助他人的人,现实中也不会这样去做。以上三种理论被收入《社会心理学教程》,被诸多心理学研究领域引用。然而传媒和公众由于缺乏社会学知识,在解读类似事件的时候只会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风气和个人素质这类表层原因。 

上述三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对中国调查数据的误解,它们形成的原因不尽相同,解决之道却一脉相通。 

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统计调查事业 

中国统计调查事业,曾经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与磨练,中国统计调查人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自己的行动捍卫里国家调查的统计公信力。 

1994年,世界银行出炉了一份名为《中国的人均GNP》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对中国GDP数据提出质疑,主要原因是90年代初期,我国以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放缓,1990-1991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06美元,而1993年才到365美元,平均每年增速4.5%。世界银行认为这一数据存在问题,从而质疑中国调查数据质量。然而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并非统计数据出现问题,而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造成的。以人民币计算,1990年全国人均GDP为1662.54元,1994年为4080.89元,平均年增速为145.46%,远远高于美元计算的增长率。 

为了纠正世界银行对中国数据质量的错误看法,1998年1月下旬,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世界银行,向世界银行正式提出了取消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要求,并阐明了相应的理由。1999年3月,世行专家组团来到中国,全面考察了中国的GDP核算和相关的统计工作以及价格体制等方面的情况,就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理由进行核实。考察结束后,世行代表团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中国统计人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赢得了世界的赞誉和认可。

三、以“四个自信”构建中国统计调查事业的新格局 

成绩属于过去,中国统计人已然扬帆踏上新的征程。坚定“四个自信”,深化统计改革,加快建立现代统计调查体系,为中国的统计调查事业续写新的篇章。 

道路自信。中国统计调查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辉煌的历程,构建了完整的调查体系,培养了众多的专业人才,实现了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已经跻身于世界领先的梯队。我们要立身中国实际,坚定不移的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统计调查道路。 

理论自信。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中国统计人在几十年的不断探索中,立足实际,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道路的调查理论体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调查统计事业在准确反映民生民意和经济发展状况、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制度自信。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是中国统计调查事业的根本保障。十九大报告对统计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完善统计体制,坚定不移深化统计改革,坚定不移推动统计创新,加快建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统计调查体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更加坚强的统计调查保障。 

文化自信。中国自古以来有着丰富悠久的统计文化,不论是明朝时期就完成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精神,都是我们统计调查事业的宝贵财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中国统计人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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